《给我承诺》——民间理想主义
2007年，乡间的吉普赛人再次出现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这一回，库斯图里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诙谐的“乡下少年进城找媳妇儿”的故事，全片依然是充满了幽默、隐喻和超能力，当然，同样还是大团圆结局。由此可见，爱情和乡村，成为了库斯图里卡告别政治之后的新的理想寄托。
一、民间故事对抗现实政治
爷爷在临死前，给十二岁的孙子特桑纳留下了三个遗愿：第一，到城里去把奶牛卖掉；第二，用卖牛的钱买一幅圣尼古拉的画像（圣尼古拉，约公元270年～343年，东正教圣人，被认为是圣诞老人的原型，笔者注）；第三，带回一个妻子。于是这个12岁的农村小男孩进城了。在远房兄弟的帮助下，从黑社会手里抢回奶牛和心上人之后，小男孩回到家中，顺利成婚。
《给我承诺》这一小“英雄”在“长者”的指导和“朋友”的帮助下，战胜“反派”、完成任务的故事，采用了非常典型的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和人物的设置。“带回一个妻子”这一民间故事的母题意味着生命的繁衍与生活的延续，是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没有改变的日常生活的核心行为。在《给我承诺》中，库斯图里卡也借用了这个母题，并将他对乡村和爱情的美好想象装了进去。当然，乐队、飞行、婚礼、动物依然作为其影片风格的标志性元素出现在《给我承诺》中，给影片打上了鲜明的“库氏制造”的印记。前现代的纯真质朴作为内核，后现代的狂欢解构作为装点，影片表现了一场在自然与文明、乡村与城市、善良与邪恶、爱情与金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的拉锯战。“这种新的叙事方向的形成，对于库斯图里卡这样一位非常成熟自觉的电影作者来说，意味着他的整体观念的变化，里面有对现实政治的绝望与逃避，但在逃避里，他又试图在从‘民间’的方向上，找到一种能超越于现实政治的东西（在政治之下依然保持自身的性质与节奏的东西）——这是库斯图里卡的闹剧不只是浅薄的商业闹剧的原因。”
在这种对民间故事叙事结构的取巧里，有库斯图里卡对民间传统的一种尊敬，他从中提炼出的对抗现实政治的理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宗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极其喧闹荒诞的电影里，库斯图里卡对宗教却保持一种肯定和敬畏。如果说库斯图里卡早期的电影中对宗教呈现了一种模糊甚至揶揄嘲弄的态度，那么在《给我承诺》中，东正教的教堂、圣尼古拉的画像则清晰地表明了库斯图里卡皈依宗教的明确态度——爷爷的工作是修复教堂，圣尼古拉的画像也成为驱动影片发展的三个任务之一。《给我承诺》拍摄于2007年，而在2005年，库斯图里卡接受了塞尔维亚东正教的洗礼。在此之前，他曾宣称寻找上帝是困难的，而通过《给我承诺》，他希望“圣像能给城市带去人性……我认为，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比信仰的人，对自身会有更多的限制。今天，人性在堕落，只有上帝能赋予人完整。”《地下》的精英主义和布尔乔亚式的怀乡情感曾经让库斯图里卡登上戛纳的最高领奖台，而在此时，宗教信仰显然已经成为库斯图里卡政治幻灭之后的寄托之一。
第二是民间智慧。在农业社会里，民间故事中最推崇的是“智慧”，智者总在民间，而统治者总是愚蠢的，《给我承诺》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在乡村的家中，作为民间发明家的爷爷，用他的各种机械发明来对付外来的、有钱有势的情敌——这位教育部官员不仅关闭了村中唯一的小学，还一心想要拐走爷爷的心上人——老来俏的女老师。但他三顾茅庐，次次都掉进爷爷设置的陷阱，滑稽之余体现出库斯图里卡对于国家官员的嘲弄；在城市里，黑帮老大有权有势，梦想是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复制美国的双子大楼，他的汽车后面拖着着个棺材，在路上杀人之后随时装入棺材拖走。可是这样有权势的老大却被库斯图里卡处理成一个变态——一个饥渴的兽交爱好者。这也许是对抓捕并移交米洛舍维奇、借以向西方谄媚的塞尔维亚统治者的嘲讽和批判。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小男孩在远房兄弟——一个巨人和一个侏儒的帮助下，不仅拆毁了黑帮老大的妓院，还成功抓住了老大并对其进行了“阉割”。在这里，库斯图里卡对于城市、文明、强权、现代化都进行了民间式的解构，体现出鲜明的对立立场。
第三是生命力。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故事里的各种粗野的性元素也被《给我承诺》继承，体现出原始丰沛的生命力。小男孩从望远镜里偷窥女老师露天洗澡、黑帮老大“强奸”一只被包装成“新娘”的火鸡、小男孩学着爷爷阉割公牛一样阉割黑帮老大、和他的新媳妇在汽车后备箱中一路做爱……现代化除了伤害了“民间的智慧”，其对生命力的否定也是库斯图里卡想要强调的。
通过建设Küstendorf小镇，我们可以看到库斯图里卡对于自然、农业社会、民间风情的缅怀和重建乌托邦的现实努力，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与他血液中融汇着的浪漫主义和癫狂气质相适应的环境——自然和宗教，给了他提供了接近神性的自由怀想；民间乡野和淳朴民风，给他提供了挣脱现实、尽情撒野的土壤。这种对本源生命力的歌颂和片中人物机枪中胡乱射出的子弹一样，正根源于库斯图里卡骨子里的酒神精神。
二、民间理想主义与尘埃落定的前南斯拉夫联邦
2003年2月4日，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重定新宪法改国号为塞尔维亚和黑山（Serbia and Montenegro），“南斯拉夫”一词正式走入历史。2006年6月3日，黑山宣布独立，同月五日塞尔维亚亦宣布独立。随着塞尔维亚和黑山正式分家，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前南斯拉夫解体进程终于落下帷幕。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终分解为塞尔维亚共和国、黑山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六个国家，战火蔓延多年的前南斯拉夫地区终于尘埃落定。
库斯图里卡2003年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不仅在身份上确定了自己作为塞尔维亚人的选择，在宗教信仰上也皈依了东正教，尽管这与他家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传统相悖。1995年《地下》引起的喧嚣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从低谷中走出的库斯图里卡也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新的理想价值，这一切也与前南斯拉夫解体之路完成、政治社会逐步走向稳定不无关系。安定的环境为库斯图里卡电影的转型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从《黑猫白猫》到《生命是个奇迹》再到《给我承诺》，库斯图里卡在更为深广的民间大地上寻找和确立人生理想，并由此开拓出新的创作空间。在这些电影中，政治退为后景，寄托着库斯图里卡美好生活理想的乡村、自然和爱情成了他重点表现的对象，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的库氏电影的追求定义为“民间理想主义”。
这里的“民间”是指库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它不单指电影使用传统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为题材，其意义也不仅仅限于套用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这种“民间”立场既对抗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又对抗所谓“知识分子恐怖主义”，代表了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精英文化形态的新的文化视阈，它渗透于库斯图里卡的艺术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各个方面。这种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而只有正视了民间的残酷和苦难，才能从人们在承担这种苦难时所表现出的本能的幽默中，感受到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这也正是一直以来库斯图里卡对吉普赛人及其民间生活情有独钟的深层原因。
库斯图里卡告别了《流浪者之歌》和《地下》的那种宏大叙事，把自己隐藏在“民间”这一被人忽略的文化空间中，深深地立足于民间生活的土壤上，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由于种种束缚而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并从中确认生活的理想方式和价值取向。他这样说道，“今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自己消息灵通：打开电视机，就认为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只要再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知道那里充满谎言，然后我们变得愤世嫉俗，抛弃人生的幼稚纯真，连同理想主义、乌托邦以及所有非常流行的词语一同抛弃。为了能够保持政治正确，必须跟从大多数人：那样的话，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我们的自发性。我就选择了做相反的东西。”库斯图里卡自费筹建 Küstendorf小镇正可以看作是对其民间理想主义追求的物质化实现。而在这个小镇拍摄的《生命是个奇迹》和《给我承诺》，正是库斯图里卡躺在草原上晒着太阳做出的梦。特别是《给我承诺》，这部影片比以往所有的库氏电影都要放纵和无所顾忌，而贯穿全片的飞翔的“炮弹飞人”，也正展现出此时库斯图里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随心所欲的生命状态。这让我们不禁期待，下一站，库斯图里卡将飞向何方？
参考文献：
1、苏七七《民间故事与节庆气氛——关于库斯图里卡的<给我承诺>》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577030/
2、张飞明《我出生过很多次，但我确定有一次在戛纳》[J]《电影世界》2008年04期P111
3、《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幽默是我的武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d1846010005y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