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这是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全部故事的起因，也是书中的几乎所有人物痛苦的根源。
故事分为两部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出延津记写的是过去：卖豆腐老杨的二儿子杨百顺百事不顺。为了寻个营生，被天主教神父老詹纳为教徒，改名杨摩西；给县长种地时因为一个尿壶得罪了县长，提心吊胆中有人说媒，便倒插门嫁给馒头铺的吴香香，改名吴摩西，吴香香给吴摩西扣了顶绿帽子，吴摩西带着吴香香和前夫的女儿巧玲假意去寻与人私奔的妻子，路上又把巧玲丢了，失望之中，要离开故乡，从此用喊丧的罗长礼的名字度过余生。后半部回延津记写的是现在：巧玲被卖到陕西，成了曹青娥，嫁给牛家，儿子牛爱国也是假意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又想到自己从前的相好，想起母亲的老家，于是走回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所有的故事都围绕“说得着”展开，正如本书书名的英文“someone to talk to”直译过来就是 “一个说得着的人”，可讽刺的是，故事中的人物，鲜少有人能找到那个说得着的人，所以孤独与寂寞贯彻全书。话，一旦成为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牛爱国从小不是母亲最喜爱的孩子，总得不到青睐，长大后与妻子也是貌合神离，好不容易在旅途中遇到说得着的章楚红，也只是萍水相逢终成过客，只给牛爱国留下一句话的心结。杨百顺弟弟杨百利最喜欢的“喷空”也不过是贫瘠的生活中聊以慰藉的把戏。正如书中所说：“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刘震云用三代人的一出一走串联起了整个社会的群像，贩夫走卒、士农工商，社会百态在文字中变得鲜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式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彷徨挣扎。“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悲哀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课题。稀松平常的事件让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与书中人物共情。老马和老杨因为一句话断了来往；牛书道与冯世伦因为一个馒头的误会结下梁子……这些看似细碎的恩怨最深入人心。“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哪一件都藏着委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书中有近两百个人物，但叫得上全名的寥寥无几，多用“老x”代称，这或许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以此来展现芸芸众生的无奈与心酸。其中，老詹无疑是最具反差的人物，他是外国人，中国名叫詹善仆，被延津居民称为“老詹”。入乡随俗的称呼颇具诙谐色彩，一生在延津只传了八个信徒，其中便包括讨口饭吃似懂非懂“上帝”的杨摩西。老詹是一个理想化的角色，他曾教导杨百顺“人生重大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决定”，在杨百顺的生命中给予了为数不多的温暖和指引，尽心尽力地完成着传教士的职责。主人公杨百顺一生改过许多名字，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这些名字终究只是称呼：“改不改的，不过一个名字，自己从来不叫，都是别人在叫。”而出延津的火车上，他被人怀疑是杀人犯，问及姓名，思虑再三，说出“大哥，我没杀过人，你就叫我罗长礼吧。”或许那时，才是他接受自己的时刻，圆了儿时对喊丧的罗长礼的仰慕之梦。
“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式的孤独，像一潭沉闷的死水，即使偶尔窜出两个泡泡，也难以改变孤独沉寂的事实。但是，从本书中也不难感受到生命的执着与顽强。为了找到那个“说得上话”的人，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
“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