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这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实习”；而叔叔派我来的目的也很明确：对账。
只是，我也很敏感的觉察出，从昨天我来到这里开始，这儿的工人们包括罗叔都有意无意地把我看成了叔叔派来的特殊“监工”。他们跟我很热情，也很礼貌。这种似无实有的隔阂当然不用明说，大家的眼神我心里妥妥的了解。
既来之，则安之，我心怡然。山景不错过，人们也要亲近，如果不能，在这“世外桃源”，我就成“孤家寡人”了。
我打扫院子，收拾房间，擦拭桌椅，李阿姨就一直笑。她说：这些工人们从来也不打扫。
我听到三轮车“哒哒哒”的声音，知道罗叔他们回来了，马上走到门前，把脸盆里放好了水，端到阶前，在他们进门来的时候，我热情招呼：“快洗洗手，吃饭喽！”
我不再挑食，饭后不再急着回自己的小屋看书睡觉，我也如他们一样捡个小板凳，守在只有一个中央台的黑白电视机旁看会儿《咱爸咱妈》。我平时是不爱看电视的，导演们总是喜欢引人入胜，而为此“不择手段”，“吊人胃口”。眼睛看到的画面，哪有书本上想象的更有魅力。但是工人们喜欢看，14寸的黑白电视机被他们视若珍宝。
这样过了两天，一天中午坐下来吃饭时，有个工人嘻嘻地发出感慨：“你们发现没？这里有个妇女在就是不一样啊！啊？是不是？”另外几个人也“啊啊”的回应了几声，是深有同感还是不置可否，他们叽叽咕咕，这是他们说话的密码。我不懂，全当没听见。
妇女。
他竟然用这么一个称呼，好可笑：我有那么老，那么成熟吗。他们只会埋头干活，词语方面也太太贫乏了点吧，莫不是在他们眼里除了男人，就是妇女吧。也许就是这样，我安慰自己。
第二天我跟他们去了工地。自觉地干干递工具之类的小活儿。
我替王黎明捡起掉下来的工程线，稳稳当当的递给他，他瞅了我一眼，笑了笑，没有一点感激的意思，仿佛是理所应当的事。
“你看上去很年轻的，儿子都那么大了呢？”
我很真诚的夸了他的手艺好之后，他就一直脸露欣慰的微笑着。还问我怎么一大学生跑这地方来了。我没有回答他，告诉他我是来查账的吗？他也没有要答案的意思，认真的干活，漫不经心的跟我聊天。
“年轻？”他又笑了，低头端详着脚底下的一块大石头，似乎在考虑把它放在石墩墙的哪个位置合适，“都40多了呀。”
“就一个儿子吗？”我蹲下来帮他扶正工程线，刚刚它被碰歪了。
“一个儿子，家里还有俩丫头呢。”他依旧笑眯眯地，但很显然，他说的话和他要说的话多多少少地令他心里荡起一丝波澜，“也不知道他们爷儿仨怎么过秋，这‘非典’闹的，我们父子俩没法回家。”
“小伟妈呢？”我话一出口又马上有些后悔，怕是问到了他的痛处或者隐私之类的。
“在安国给人做衣服呢。”
“是吗——”我松了一口气：“家里地多吗？”
“三亩多呢。小伟说，干脆把地扔了算了，我也早有这个想法，谁爱种就让谁种去，我们秋天也就不用回家了，可以挣双倍工资。反正种地也是年年赔，倒不如不种清静——，哎，好，你放手吧，离远点，别碰着你。”
王黎明抱着大石头小心地放到石墩的基座上，真是好眼力，刚刚好。据说这样有经验的石匠现在不多了。
“小伟愿意跟你出来打工吗？”我觉得自己的这个问题简直笨地可以。
“他呀，倒是愿意，跟我出来混，觉得没那么多人管他，比在家在学校自在。当然这次出来还没怎么干过重活，没受太大的苦，咳，慢慢带吧，再过一两年闯开了我也就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