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璀璨、英才济济的年代里，常会有一些性情相投，才华与理想彼此契合的人被世人合称。如南宋的辛弃疾和陆游并称“辛陆”，北宋的苏轼和黄庭经并称“苏黄”，前者收复国土、重振大宋的热血化作了青史上一抹火热的情思，后者居困境而善吟豁达疏阔之音，为后世谱下了一段又一段缓忧解愤的仙乐。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美谈。
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也被合称，谓之“刘柳”，而有趣的是两人相知相契，志趣相投，性格却迥然不同。柳宗元像冬末春初的幽潭，温柔至极，却也孤清至极，故而难免自伤。刘禹锡则像夏末秋初的清风，因为生命根植在了夏天，所以有一种恒久的热情，走到哪处，夏日遗留的暖意和独属于秋日希望就被传到了哪处。
毕竟别的才子感秋会发“古台摇落后，秋日望乡心”之语，刘禹锡感秋时说的则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这样一个能自发扫除悲凉心绪的人，也难怪柳宗元会和他结为至交了。
刘禹锡，字梦得，河南洛阳人，生于官宦世家。他自小聪颖，被父亲寄予很高的期望，在诗僧皎然的指导下写诗。
刘禹锡没有辜负父亲和恩师的期望与教导，十八岁时已经以文成名，贞元九年，二十一岁的他前往长安应考，一举即中进士。
而后他连过博学宏词科、吏部取士科的考试。这样迅疾利落的过关速度使刘禹锡的声名更盛。与刘禹锡齐头并进的还有柳宗元。二人相识于彼此最好的年纪，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在他们一生中最平顺的年月里，两人常常诗酒唱和，赏花看景。而在携手悠游之外，他们更多的是互诉豪情，谈论治国的理想。
安史之乱给李唐王朝带来的创害无需多言，即便唐肃宗时代已经收复长安，罪魁祸首安禄山和史思明也已死去，但中央集权在这场战争中又进一步被削弱。安史余孽还在控制河北地区，其它地区也出现了零星的割据现象。若不加以制止，长此以往，必成大患。
另一方面，安史之乱使唐代人口锐减，劳动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唐政府只得加重税收，被剥削得无法生存的老百姓难免反抗，生起暴乱。
此时，两个胸怀热血的年轻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他们在等待一个机会，能跃上让他们一展身手的平台。
刘禹锡和柳宗元等的机会来得很快。
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顺宗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提出过一些改革想法，比如取消宫市，避免贪官污吏打着贡奉天子的旗号，对百姓肆意剥削。但当时王叔文劝阻太子不要提这件事，以免失了皇上的欢心。
而唐顺宗革除大唐王朝弊病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此刻，他启用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改革势力。刘禹锡才名很高，素来深得王叔文喜爱。此刻王叔文一掌权，就立刻提拔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些朝中新秀，开始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参与财税制度改革。这个年轻人除了一腔热血，一无所有。
大唐王朝面临的危机已经成了每个有宏图的人心中的刺，不将它拔出，这个王朝必然走向衰亡。当今皇上圣明，意图中兴大唐，刘禹锡既为臣子，怎能不忠心竭力报效王叔文的赏识、唐顺宗的信任？而朝堂之上，平日里品行端正的君子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革除大唐的弊端。
是以，心直口快的刘禹锡连那些人也要攻击。据《新唐书》记载：（禹锡）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刘禹锡连人品还不错的官员都要斥责，将保守一派的人得罪个干净也是必然的事。
这或许就是年轻气盛，永远不考虑在波云诡谲的政坛上，自己一举一动会招来怎样的后果。但也正因为如此，刘禹锡才会被王叔文看中。挚友柳宗元也不遑多让，他劝武元衡加入自己一派，但武元衡拒绝了，为了巩固改革派的势力，保证新政顺利推行，武元衡被从御史中丞被贬为右庶子。
而无论如何，“后果”皆是将来的事，当下的现实只是：圣上亲授下的权力不允许任何人置喙。改革派势力盛极，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不敢发出异议。在以王叔文为首的八个才俊迅速而强力的革新之下，大家都不敢直呼其名，提到他们时只称“二王刘柳”。
在这场革新中，宫市被罢，贪官、宦官均受打击，其中包括皇族李实。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这是刘禹锡在政治上的巅峰，也是那些有肃清世风之志的年轻人的政治生涯的巅峰。
这个巅峰只有三个多月。永贞革新后来被起了一个令人心惊的名字：二王八司马事件。
公元805年，唐顺宗因病失去执政能力，太子李纯继位，为唐宪宗。宪宗早就对永贞党人心怀不满，在这场革新之中他自己的利益遭到了损害。而且他刚即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然要对父亲的势力进行打压。
永贞革新至此彻底结束，参与革新的人全部遭受严重的贬谪，王叔文更被赐死。宪宗还特意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
刘禹锡被贬作朗州司马。司马是一个闲官，没有任何实权，只有协助当地刺史办公之用。而朗州士风僻陋，举目殊俗，不存在让刘禹锡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无人能与他达到精神上的共鸣。
当年自己一行人得势的时候对保守派的打压也带来了恶果。宪宗虽然在即位的时候说永不赦免八司马，但终究怜惜他们的才能，决定逐步让他们回朝。此时武元衡在中书，联合数十位谏官一起反对召刘禹锡等人回朝。
刘禹锡当初有多高的热情，此刻就有多深的绝望。他离开长安的时候才三十二岁，来到朗州，一身的才干全无用武之地，满腔的热血与抱负，都要在这个地方被消磨。
挚友柳宗元此时任永州司马，在满心的哀愁中耗时九年写出《永州八记》这样的千古名篇，刘禹锡也以同样的方式排解心中的郁闷。与“二十年来万事同”的挚友相异的是，刘禹锡观景并不带悄怆幽邃之思。
生在洛阳的他没有见过西南方的景致风貌与人情，既然还朝无期，他也就不再自苦自怨，索性怀着的欣赏态度去品味此地的景观。后来，他甚至主动融入这个地方的文化，承屈原《九歌》之精神，以超高的才气创造《竹枝词》，把南方民歌化作诗体。而这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
刘禹锡在离开长安的那年朗声吟出了《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面对被宪宗宣判死亡的前程、骤然落空的抱负，心中若无一点哀伤愤懑是不可能的。可刘禹锡偏偏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发出高调的吟啸，他输得狼狈，但走得体面。
大概这种才华冠世的人都是骄傲的，所以无论如何不愿露出乞怜的姿态。柳宗元寄情山水，遣忧自娱，刘禹锡则纵览风土，作曲抒情。在史书中无比贫瘠的朗州，在刘禹锡笔下却是赏心可爱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刘禹锡在朗州度过了十年，其间与挚友柳宗元、韩愈多有书信往来，这这些年里，他于诗文哲学上皆有成就。
元和十年，刘禹锡等人终究被重新启用。
刘禹锡自然很感激宪宗给的这次机会。十年的时间弹指而过，朝堂上又有了许多才俊，皆是他没有见过的面孔。他从他们年轻的脸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也看到一些人眼中的好奇、不屑。
长安的桃花开得正好，朗州绝看不到这样好的花。刘禹锡与当年一起受贬的几人一起前往玄都观赏桃花，看到这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场景，他骤然想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刘禹锡瞬间感慨万千，口随心动，吟出一首《作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中以玄都观暗指朝堂，桃花暗指新秀。宪宗起用八司马本来就受到非议，于是这首诗中的暗讽被当权者无限放大，又引发了一场事端：刘禹锡等人再一次受贬。刘禹锡任连州刺史，后来就改任很多官位，但一直没有被召回朝廷。这一去又是十年。
太和二年三月，刘禹锡再回到长安，复游玄都观。此时宪宗已经逝世。三月正是桃花开得好的时候。或许因为大半生的年月已遭蹉跎，刘禹锡对留在长安这件事已经不存在执念。挚友柳宗元早在其贬谪之地长辞于世，若不是十年前宪宗那道决绝的旨令，身体状况向来不算好、又背负振兴家族重任的柳宗元或许不至于在自伤中英年早逝。
于是刘禹锡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写下《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种桃道士暗指宪宗，诗句间在嘲讽他早亡。于是刘禹锡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三次贬谪。
但受贬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常态，刘禹锡接受了自己与长安无缘的事实，没有任何留恋地前往苏州赴任。
刘禹锡始终是那个乐观骄傲的刘禹锡。对仕途的灰心无碍他继续热爱生活，去欣赏世上可观之人、可爱之事。他在苏州与诗人李绅共同宴游，度过了快意的三年。
有人说刘禹锡不长记性，因同一件事两次获罪受贬。但以刘禹锡的聪明，或许正是发现自己更适合简单的生活，所以随心发言，无所顾忌。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公元826年，刘禹锡返回洛阳，恰逢白居易也在回洛阳的路上，二人于扬州相逢。
两个怀凌云之志的少年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皆不能实现当年的志向。意气风发的英才皆已白发苍苍，白居易的仕途相对顺利，只遭受过一次贬谪，但当中的苦涩，他再清楚不过。
白居易见到坎坷半生的刘禹锡，想起他长达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不由发出了“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叹惋。
朝廷不惜才，但英才之间是惺惺相惜的。常言道：“文人相轻”，但当文人们走至绝境、末路之时，也就成了文人相亲。
刘禹锡听了白居易为他发出的不平之音，朗声一笑，当即回了那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性格豁达的白居易看来尚且凄苦的二十三年，于刘禹锡本人而言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兴衰交替。
诚然，以他藏不住话的性格，本就不适合待在势力盘根错节的政治中心。如果一生未受贬谪之苦，刘禹锡未必能在诗歌方面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也无法磨出稀世的豁达人格，成为后来遭受困阻磨难的人的精神模范。
柳宗元逝世后，刘禹锡收养了他的儿子，如待亲子般尽心将他培养成材。他还穷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稿刊印。刘禹锡就像冬日的暖阳，在满天的凄风苦雨中照亮自己的前路，也给身边的朋友带去温暖。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相交甚密，互有诗歌唱和，两人对人生通达的看法在诗中时时不经意地显露出来，一眼看去，满是对生活的热爱、友情的珍惜，这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总有令人不觉沉醉的魔力。
白居易曾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
用“豪”字来评价刘禹锡，真是再恰当不过，他生性豪迈，从来不在心中积攒郁郁之气。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很长寿。
公元842年，刘禹锡逝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