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小学时，我有个十分要好的小伙伴，叫刘杰。
那时，我是个黑瘦黑瘦的泥猴子，课外最喜欢打弹珠拍纸片上山打鸟下河摸鱼，刘杰则是个白白净净的瓷娃娃，从不玩这些泥里打滚的小把戏，每天踩着铃声上学放学，课间也只是安安静静在那看别人玩。所以，尽管我俩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成绩要么第一要么第二，但在同学眼中，特别是全体小女生心目中，我不过是个野小子，刘杰则是公认的小男神。
但小男神并不是不爱玩，他只是不玩野小子的土玩具，他的家里其实有乡村小子所没见识过的神奇宝贝。我常在周末或者寒暑假去他家玩，见识了红白机、手办、桌游、台球等等完全超出90年代乡下小学生想像的新奇玩具，也见识了“魂斗罗”、“超级马里奥”、“影子传说”、变形金刚模型、大富翁棋等领先小伙伴们N年的娱乐方式。
那时候，刘杰的玩伴好像并不多，除了自家的弟弟，我可能就是为数不多的能跟他一起玩的同学之一了。那时候，普通的泥娃子喜欢呼朋引伴上学放学，用泥里滚过的脏兮兮的小手相互勾肩搭背，奔跑追打在乡间小路和青石巷弄，刘杰则都是斯斯文文地走在大路上，看着同学们疯子一样从身边窜过。我有时会和他安安静静走上一段，但总会在半途中被其他同学捉弄一下或者开个玩笑，然后被挑衅的我总是忍不住舍了小伙伴追赶“仇人”去了。
常常就这样，最要好的小伙伴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我最后一次见刘杰，是在初一后的暑假，那时我已去了县城读书，刘杰在镇上的初中。那个暑假一天晚上，刘杰带我在他新买的索尼PS上黑灯瞎火地体验了一回《生化危机》的恐怖现场感。
此后，再无音信。
（二）
我初中的同桌，叫邹安福，一起坐了三年。
我每次用普通话喊他“邹安福”时，他都会很严肃地告诉我，其实他应该叫“全福”，因为土话中这两个字同音，登记户籍的人就写错了，所以我应该叫他“邹全福”。但是，我从来不改口，“你的作业本上和老师的花名册上都写的是邹安福啊。”
那时候，我俩是班里个子最瘦最小的，一直坐在第一桌，同是男同学当中的“小老弟”和体育课上的“吊车尾”。上课了，我俩就偷偷说小话、画五子棋、桌洞里藏宝、桌下打闹斗法，消磨掉了一节又一节枯燥漫长的四十五分钟。因为就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所以挨批受训成了家常便饭，不过因为我成绩好些，同桌经常是遭罪被锅那个。又亏得我们是第一桌，就算有一人被点起来站黑板了，我俩仍能隔空互动继续耗掉一节课剩余的时间。
那时，我和同桌家都不在县城，我寄住在我的二姨家，同桌则像大多数寄宿学生那样住在某个老师家的。我曾去过几次安福同学的“集体宿舍”，有一回还坐在他的下铺床上吃光了他藏在床底下的零食，包括几块口味神奇的酒心巧克力。
初中毕业之后，我和安福断了联系，相互在对方的世界人间蒸发了。
（三）
我读高二下半年的时候，因为身高略长，脱离了教室前排的位置，坐到了倒数第三排。差不多就在这前后，潘益勇转学到了我们班，成了我的同桌。
我和同桌性格迥异。那时，我在母亲陪读的监管之下，刚刚结束了自由浪荡的高中上半场，开始悬梁刺股恶补猛追下半场，虽然不再旷课逃学，但野性难收不免成了教室后三排的活跃分子。而益勇同学则稍显平淡，不喜玩闹，也不太热衷于课间的高谈阔论或者嬉笑捉弄，大多数时候都是坐在他那最左边靠窗的位子，靠着墙，看着喧闹张扬的人群，再加上成绩平平相貌平平，总显得他一切寻常。
因为是同桌，我应该是益勇身边少数几个比较热络的同学。因为性格平和又年长于我，他总是对我颇多容让，我曾给他起了好多难听又损人的绰号，然后换着花样的称呼他，他从来都是笑着不搭理你，直到最后你自己腻歪了，放弃了绰号取乐的捉弄。而在其他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较多的是坐在课桌边聊天，乌七八糟的瞎聊，纯粹是为了浪费那一年半白驹过隙的漫长时光。
时隔十数年后，我早已记不起来那时都在聊的什么，当年上课时、自习时、眼保健操时、课间课前、早读时放学后，我们都聊了些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大一那年暑假，外地回家的我们凑到一起在网吧包了两次通宵。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
（四）
大四的时候，学员队调整编班，我和杨磊同学一起编在了七班。
编到一个班后，之间在学员队里默默无闻、交往并不多的两个路人甲，蓦然发现同队三年竟没有发现原来有如此臭味相投的战友，遂成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的好兄弟。
我们俩身量相仿、体能相仿、性格脾气相仿、学习成绩相仿，连打CS的水平都差不多一样臭，宿舍里睡上下铺，列队时并排站在队尾，上课时同坐第一排，长跑时跟在一起，值班站岗一前一后，一起吃饭，一起外出，一起泡图书馆，一起翻围墙，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形影不离。幸好那时候二次元、LGBT等文化还没有流行，否则妥妥地要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搞基CP。
毕业的时候，我们按惯例都交了“三到一服从”的决心书，不过杨磊因为交的早，领导专门又找他谈了一次心。于是，毕业之后，杨磊同学远赴新疆，而我则去了离家相对较近的福建。
自此之后，俩兄弟隔着两个时区在祖国的对角线两端奔波。
再见之后从未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