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正月初六了，按本地民俗，年算过去了。初六大开始，商店开门营业，机关准备上班，打工的人们也该返程了。
春节就这样，年年如是，慌慌张张、忙忙碌碌、聚聚散散，大团圆是真，集中消费也是实情，中国人就图这个“年味”。其实过了这么多年春节，能记住的也没几个。看《春晚》吧，年轻时还有些激情，后来越看越淡，看着看着也就睡着了。倒是早几年的《吉祥三宝》、小沈阳红了大街小巷，现在这样的节目好像少了。
小时候，没电视，没春晚，只能熬年，放大炮。家里穷，买不起大挂鞭，所以老嫌自家的没声势。听到村里放大鞭的，打着手电筒或提着自制的纸糊的灯笼，急急地赶去，带着艳羡的目光，捂着耳朵，欣赏人家放大炮。待最后一个雷子炸响，硝烟未散，便哇的一声和小伙伴们抢入硝烟之中，去拣地上未响的散炮。如拾到个头大的，宝贝似的，隔天人前炫耀。现在想来，真的太二，但就是那么个时代，穷并且快乐着。
小时候过年还有一个噱头，眼巴巴想吃点白馍，肥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的白面金贵，红烧肉更是超级奢望。当时是大集体，粮食产量太低了，全村几百亩地，交了一万多斤公粮，便所剩无几了。每户只能分到数十斤小麦，只够蒸一锅白馍，唯一用途一一过年待客。记得母亲把那一锅白面馍放在大缸里，上面重重地压上杂物，砖头什么的，谨防家人偷窃。一天，我实在忍不住，趁全家人都不在，把盖子撬个缝儿，把细胳膊伸进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累得呲牙咧嘴的，勉强够着缸底。但也不敢掰太多，小小的一块儿，迅速拔出，恢复原样，逃离现场，躲到村中的窄巷里去，待一块馍吃得连分子都不剩，才怯怯把转回家来。等大人发觉，无从查证，最多唠叨几句，不了了之。
大肉皮是待客必备，再穷的人家面子总要的。小时候似乎就一盘数片的红烧肉，每次靠它支撑门面，初二，初三，初四待客。初二整装上阵，父亲殷勤地劝客人，“夹菜，夹菜”，可客人总心照不宣，筷子一错，去夹素菜去了。初三，那几片肉垫着萝卜条又上阵了，同祥圆满下场，等着初四最后一次待客使命。破五（初五）客待完了，那几块肉可该分享了吧，慢！母亲又把它剁成肉馅，包饺子了。唉！那时的红烧肉香啊，我的大肉情结，竟然一年年结成了茧子，厚厚的积满了我的童年。
俗语：新年到，新年到，穿花衣，戴花帽。那又是小孩子的美丽梦想。每家几乎都有大大小小五六个孩子，能给谁买新衣呢？无非是小的拣大的旧衣裳，大的拣父母的旧衣裳。偶而给谁做了件新衣，父母都要权衡一番，背后不知做多少工作。我所记得的新衣，是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用手纺的棉布给我做的上衣，带条纹的，挺精神，班主任见了夸我象干部。再就是八十年代初，我考上社中那一年，过春节了，家人为嘉奖我，才决定省吃俭用，为我做一身新衣。上衣是公安蓝布料，做成类似中山装款式；下身为一条绿裤子，没有皮带，用一条布条当束腰带。那一年我十二岁，正式穿上了正开的裤子，还是大姐和嫂子共同为这条裤子挖扣眼、缀扣子，我真的感觉象个小男人了。
如果说过年还有一点小期盼的话，那便是讨要压岁钱了。与现在相比，我们那时的压岁钱少得可怜，一个响头磕下去才换得长辈一角两角钱，连一元钱的票子也没有。想想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春节数百、数千的红包进项，开学连学费都不愁了，只遗撼我们没赶上现在的好时代。
随后在小城的钢筋水泥里，又过了二十多个春节。大致相同，又年年不同。
今年的春节的确称得上平淡祥和。客不多，我和妻也怕累，每天吃饭简简单单，晚上便不隔集地看大剧，感觉也挺惬意。上大二的女儿每天夜猫子，白天睡到中午，我和妻每每叹口气：太平盛世，这茬孩子们有福气，由她去吧！再苦不能苦孩子，我们那一代一去不复返了，干吗非让下一代忆苦思甜。女儿快放假，我就对脑子很很地洗刷了一遍，并对山妻也打了一通预防针，要开明，学会尊重孩子，不要太絮叨。是啊，时代变了，自然理念也跟着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重走长征路，不太可能；再吃糠咽菜，没必要。我们做父母的，从血缘上是父母，从另一个角度就是监护人、陪同者，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又不能躺倒在未来；我们希望他（她）们孝敬，但又不忍拖后腿儿。这也许是一种开明、无私、又有些矛盾纠结的爱吧！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新年新气象，万物都带着一份希冀、期盼。赶紧从年味中回过味来，重投新的战场，忘记他日忧伤。一切向好，一切向好，微笑面对人生，问他人一声快乐，道一声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