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凶残教育了年轻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们，用炮弹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实事求是”。而毛泽东也用行动告诉世人，什么叫“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谁能想到，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能成为最勇敢的支持者呢？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这么表态的：“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
面对挫折，毛泽东不仅没有消极沉沦，而且求学若渴。他后来回忆道：
“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正如毛主席在 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所讲:“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公‘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