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我没有去隔离点，因为来势汹汹的“非典”在盛夏来临之际，也销声匿迹了。
我和春商量，立秋以后带儿子出去见见世面，从出生到现在几乎都在老家呆着，得让他感受一下外面的繁华。
我们打算去北京，离家近，又是首都，且亲戚多，比较方便。因为儿子从小晕车，所以我们选择了绿皮火车作为交通工具，虽然时间长点，但是最稳当，坐着舒服。
儿子上车后表现的异常兴奋，路上提出各种问题，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
儿子有个特点，就是说话早，走路也早。11个半月，就能很顺畅的走路，1岁半，所有的话都能说清楚，且用词严谨，语句连贯，从没像其他孩子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蹦，语音也非常干脆。
第一次出远门，所以他表现的特别兴奋。我们也特意在火车上点了餐，就是想感受一下餐车的氛围。
经过5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北京北站 ，下车需要看身份证和测量体温，我们顺利过关，姑姑来接我们。
车开在北京环城公路上，我们感受到大都市的气息，处处是高大雄伟的建筑，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以及北京初秋后还很燥热的天气。
到了姑姑家，见姑父自己弄个床垫子和凉席在小偏屋躺着。我们正纳闷时他笑着说，“没敢去接你们，发烧了，怕是“非典”，回头再传染給你们，去公共场合需要量体温，怕发现发烧后再被抓去隔离点”。
我和春都笑了，说“没事，非典已经过去了”。
姑姑说:“我先给你们弄饭，然后咱们去给你姑父弄点药，明天我带你们出去玩”。
“好的”我兴奋的回答。
姑姑家的院子在北京当时的郊区，是自己买的。三间正房加上一间小房，四分地左右的院子，干净宽敞。
姑父从19岁进城，摸爬滚打的做生意，算是成功的。这些年有了积蓄，就在这买了房。当时是10多万，后来拆迁，政府给了100多万，这当然都是后话。
我们吃过饭，我和姑姑出去买药，想着给姑父买点输液的回来，这样能好的快点，而且发挥我一个医生的作用。
我们第一站来到东坝卫生院，远远的就被喊停在医院外，工作人员不让进，我们说明来意，他们问有没有发烧，我们说没发烧，只是感冒，想买点药，他们说必须去定点医院，医院输液的药也不外卖。商量无果，我们只好转去其他医院，结果均被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后来姑姑说只能去村卫生所碰碰运气，老熟人应该可以商量，实在不行就只能去定点医院了。
于是我们返回村里，在卫生所和村医沟通，因为熟悉，倒没费太大的劲，我也做了我是医生的保证，承诺不会出问题，他终于答应把药卖给我们。还送了我们输液所需要的棉签碘伏等。
姑父经过输液和服药后，很快退烧了。我的诊断就是中暑加感冒。
第二天，姑姑带我们出去玩，选了比较近的朝阳公园，赶上计划生育的宣传日，所以公园里非常热闹。
当时朝阳公园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那次也是我一次坐过山车，春也是，结果春坐完过山车下来后，说此生再也不坐了。而我却还意犹未尽。
儿子玩了点他能玩的项目，累了我们就找凉快点的地方休息，就这样我们在朝阳公园玩了多半天。
下午回到姑姑家，我给姑父输完液后告诉姑姑，明天早上我们准备去我大姑姐家。
当时春的三个姐姐也在北京做生意，他们的孩子都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大的也没大几岁，所以决定去看看他们，顺便大家一起去动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