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美好的记忆

焦小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在县城文化娱乐的中心。刚记事起，每天都被悠扬的乐曲声唤醒，大人说是什么喇叭。

各家夹院子的杖子上到处都开满喇叭花儿，我神秘地趴在能够到的花前竖着耳朵听，以为奇妙的声音是从花里传出来的。

其实我家就在电台大院旁边，有人说我妈就是在喇叭里说话的人。我的心里充满困惑，我妈是怎么猫进喇叭里的？

三岁时大人出去看电影，看他们很高兴又不打算带着我，就任性哭嚎，被抱到影院还抽泣不停，正是冬季，患上气管炎，那病折磨了我十多年。

小时看电影是最开心的事，买到票早早坐在椅子上等，有时买到后边的座位，大人的头挡着看不见，就半蹲着甚至站在过道上看。

电影画面开启后便跟着镜头笑、哭、喊，每部电影都一遍一遍饶有趣味地看。

有些台词至今记忆犹新。如：“不见鬼子不挂弦。”“我的㞎㞎雷响了！”“让列宁同志先走。”“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阿米尔，冲！”……

模仿电影里的人物是日常的游戏，为争着当英雄常吵得不可开交，索性分别都冲上前，振臂高呼：“我是王成，向我开炮！”“二十年后老子又是条好汉！”“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看了《白毛女》后，见到长的像黄世仁的，就咬牙切齿朝他瞪眼睛。有部日本电影《望乡》上映时一票难求，大人都神秘兮兮的，但看了后，只记得一个哭咧咧的老太太，感到没有《刘三姐》好看，也没有《奇袭白虎团》过瘾。

有一部记录日本战犯的片子，可能是场面太血腥，不准未成年人看，大人们从凌晨开始轮流排队进场，电影很长得带吃的。我弟偷偷去找我妈，混没混进电影院没印象了，就记得他回来时哭的鼻涕都冻成了冰棍儿状儿。

露天电影免费看，无论多远都要去，有时连晚饭都顾不得吃。看电影的人忒多，鞋挤丢了一只，膝盖跌伤，衣服刮破了是常有的事。回家挨骂还偷着乐。看电影似乎不那么重要，主要是痴迷人们聚在一起那股兴奋的劲儿。

离电影院不远，有一个大剧院。隔一段时间县剧团就演大戏。我爸是搞创作的，经常有他写的戏，有时能搞到几张票，我爸写的台词风趣幽默，逗得观众大笑，我拼命鼓掌，那种自豪感永久滋生在血液里。

有时搞汇演，省市里搞文化的常到县里检查指导，那些叔叔伯伯会被我爸邀请到家里吃饭。我爸用积攒的私房钱买些荤食，并亲自烹一桌比过年还丰盛的菜。

他们喝酒聊天，隐约晓得他们都很有名气。趴着门缝看他们神采飞扬地咏诗吟唱羡慕的不得了。

瘦成豆芽菜的我萌生愚念，长大一定拼命挣钱买好吃的，也成为那样的人。年过半百的我终于吃成个大胖子，心底才淌出流水般的文字。

舞台上的演员在镇里家喻户晓，人们谈论他们的热情跟现在的追星族差不多。我甚至痴傻地认定：扮演高大上主角的就是圣人，完美到不拉屎撒尿更不会放屁。

演沂蒙山根据地题材的一部大戏，嫂子给战士喂奶疗伤，观众感动的流泪。后来听说两个演员处对象了，人们奔走相告纷纷走进剧场，堪称万人空巷。

那个年代是封闭的，男女恋爱在公共场合拉手都不敢。看戏的人们心里揣着蹦跳的兔子，流露出压抑的渴望。

一个纤细婀娜的美女领舞和相貌平平演跑堂的好上了，女方家长极力阻止，二人勇敢私奔了。

当晚观众被放了鸽子，花边传闻在三江六店蔓延，人们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为美好的爱情祝福祈祷。

有一个比潘长江还瘦小的，演白脸或汉奸的叫刘奇水，人们非常厌恶他，就叫他刘汽水儿，汽水是那个年代奢侈的饮料。

只要他和他同样矮小扭着大屁股的老婆在街里出现，到处都有人在暗中喊：“刘汽水。”人们潜意识可能是把他喝掉，省的他冒一肚子坏水。

上初中时，剧团最火爆的女主演的丈夫，竟然成为我的语文老师，他眼睛如深邃的潭水文雅博学，或许是爱屋及乌吧，我上课格外认真听讲，除了语文其他科都学的一塌糊涂。

人们把剧场叫大礼堂，那也是举行全县大型重要活动的场所。更是人们向往在上面表演亮相的地方。终于我也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合唱比赛啦！

提前半天老师给我们描又黑又弯的眉，抹大红脸蛋子，涂红嘴唇儿，害怕颜色掉了彼此不开口说话，用手比比划划，使劲嘟着嘴。

大幕开启那瞬，都如打了鸡血般高仰脖子亮开嗓子，骄傲的自豪感和凝聚的荣誉感爆棚，山崩地裂都不眨一下眼睛。

八十年代初我出去读书，回来后电影院和剧院都不见了。这些年来虽然电视电脑手机日新月异，但都捕捉不到那种雀跃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