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感可以在随便哪条街的拐弯处打在随便哪个人的脸上。”
时间支配我们，对于一种暗淡无光的生活来说，更是天天如此。但是总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支配时间。我们是靠未来生活的：“明天”，“以后”，“等你混出来的时候”，“长大了你会明白的”。这些自相矛盾的事情是值得钦佩的，因为终于说到了死。总有那么一天，人发现或者说他已三十岁了。他就这样确认了他的青春。但是同时，他也确定了他对时间的位置。他有了自己的位置。他承认他处于一条曲线的某一点上，而这条曲线他已表明是要跑完的，他自身归属于时间，从这种攫住他的恐惧中，他认出了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明天，他希望着明天，可他本该是拒绝的。肉体的这种反抗，就是荒诞。
世界是“厚的”，瞥见一块石头可以陌生到何种程度，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大自然，例如一片风景是可以多么强烈地否定我们啊。在任何美的深处，都潜藏着某种非人的东西，这些山丘，天空的柔情，树木的图画，转眼间就失去了我们赋予它们的幻想的含义，从此比失去的天堂更远了。世界最初的敌意越过数千年，又朝我们追来。我们片刻对它不再理解了，因为若干世纪中，我们只把它理解为我们事先赋予它的那些形象和图画，因为此后我们已无力再使用这种人为的方法了。我们把握不住世界了，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这些由习惯蒙上假面的布景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它们离开了我们。…唯一的一件事：世界的这种厚度和这种陌生性，就是荒诞。
在心理学上和在逻辑学上，有各种各样的真理，但又并无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我们忏悔室内的“要有道德”具有同等的价值。它们流露出一种怀念，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知。这是关于一些巨大的主题的一些没有结果的游戏。这些游戏只在近似确切的情况下才是合乎情理的。
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
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
从胡塞尔的抽象的上帝到克尔恺郭尔的闪光的上帝，距离并没有如此之大。理性和非理性通向同一个说教。实际上，道路并不重要，有到达的意志就什么都够了。抽象的哲学家和宗教的哲学家从同一种不安中出发，在同一种焦虑中相互支持。
在与荒诞相遇之前，平常的人是带着若干目的、对未来或对辩解（问题不在于对什么人或什么事）的关心来生活的。他估量他的运气，把希望寄托在来日、退休或儿子的工作上。他还相信他生活中的某种东西能有所发展。实际上，他行动起来就像他是自由的一样，尽管所有的事实都使这种自由充满了矛盾。在遇到荒诞之后，一切都被震动了。这种“我在”的想法，我的仿佛一切都有一种意义（尽管我说过并非有什么意义）的那种行动方式，这一切都被一种可能的死亡所具有的荒诞性以一种令人眩晕的方式推翻了。
我把我的清醒安置在否定它的东西中间。我颂扬面临着压倒他的东西的人，而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于是汇合在这种张力、这种敏锐和这种过分的重复之中了。
各种形式的跳跃，向神圣或永恒之中猛跳，沉溺于日常的或观念的幻想，所有这些屏幕都在遮挡荒诞。
失去了希望，这并不就是绝望。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
因此，在坚持世界的荒诞之中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幸福的。征服或游戏，无数的爱情，荒诞的反抗，这些都是人在一次他事先已经失败的战役中对他的尊严所表示的敬意。
这样，确信一切人事都有人的根源，盲目却渴望看见并且知道黑夜没有尽头，他就永远在行进中。巨石还在滚动。
征服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是幸福的。”
—阿尔贝·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摘于2017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