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服装的历史，实在是一笔糊涂账。以时装表演为例，百度百科里就可查到好几个“民国第一次时装表演”。如说鸿翔时装公司在上海大华饭店举办了一场“国货时装表演”，“这可以说是中国的首届时装表演”。连具体时间都没有，还大言不惭地说：“此次的时装表演，在我国的服装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段话的原文，其实出自今人某篇学术论文：“1931年6月，上海大华饭店时装表演，千余人到场，盛极一时，算得上中国最早的时装表演。1931年，上海人口超过315万，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这样的研究，岂不误人子弟？另一处又说：“中国最早的时装表演算起来可能是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组织的。当时，他在‘云裳’时装公司任时装设计师，一家英国纺织印花布洋行找到他，要他为他们办一次时装展览，后来叶浅予在南京路一家著名的外商惠罗百货公司楼上办起了上海第一次时装展览会。”另有一篇研究论文则说：“1930年中国的首场时装表演大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二楼举行……”凡此种种，皆系胡说。
早在1926年11月22日，当天《申报》第十一版的一篇《联青社筹办大规模游艺会》报道已明确说到了时装表演：“为筹集儿童施诊所经费起见，闻将于下月初假座夏令配克大戏院举行大规模之游艺会，内容约分二种：（一）时装表演。由社员眷属及闺秀名媛担任之，新式服装，旧时衣裳，自春徂冬，四季咸备，新奇别致，饶有兴趣，为沪上破天荒之表演。”这所谓的时装表演，虽并不纯粹，仍堪称“破天荒”，才是真正的第一次。
由于“破天荒”，媒体持续跟进报道，除报外道游艺会确定了具体举办的日期外，重心自然落在时装表演上，具体表现在对时装表演目的等的介绍与阐述上：“时装表演之目的，乃引起一般人士对于服装式样之兴趣，加以研究，任意抉择，以增进美术观念焉。盖寓艺术于游戏也。定其事者为干夫人，唐绍仪先生之女公子也。”（按：唐绍仪只有八女儿唐宝玫适广东香山同乡甘鉴先，并无适干氏者，此干夫人，或为甘夫人之音误）虎父无犬女，第一批留美幼童出身、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的千金，见识和行事，自有其过人之处，所以报道不惜篇幅介绍干夫人对于时装表演的意见，“以饷阅者”，我也只好不惜篇幅全引如下：“时装表演，非虚荣心之表现也，亦非鼓励奢靡也，盖服装与吾人之关系至密至切，而欲其适合各个人之体裁，不悖于美之真义，则服装式款，与夫颜色之配合，气候之转换，必有相当研究方克能之。而欲吾人乐愿研究之，则对于服装之兴趣，必先有以引起之，此时装表演之由来也。质言之，时装表演之目的有二，一为寓美术教育于游戏。又其一，则为表现服装料作之如何可以充分利用。世有华丽绝伦之绸缎，及制成服装，不仅减损美观，且予人以笑柄者矣。此固事实，非予之妄言也。”（《申报》1926年12月14日《联青社游艺会预志：最出色之一种游艺——时装表演》）这种观点，果然能与国际接轨，且深具中国特色；即便在今日，仍然堪称的论，而且更切实用——当下的时装表演，还未免太过虚艳浮华。
1931年，李寓一在总结五年来的时装发展时，对这第一次时装表演还是大书特书的，并点出了前此新闻中所不曾披露的领衔表演者芳名：“五年前联育社之时装表演，虞澹涵、孙静诒、谈玲君为其翘楚。风气初传，时有神化之誉。”（《申报》1931年1月11日《新装五年之一回顾》）
中国的时装表演，一开始就深具以复古为革新的中国特色，这得归功于首创者干夫人的拿来主义的目标设计。她自陈其引进时装表演的另一目的，正是要杂糅古今，“以我国古时历代装束，趁此机会一一表现于吾人眼帘”，让人温故知新，从而达到以复古为革新的效果。同时，她的这种杂糅，也自有其理据，因为时装这东西，正是“东西各国服装之变换，互相模仿，彼此效尤”而成。她的这种主张，举办方联青社上下也甚以为然，并期待“此项表演或于服装方面不无几何贡献也”。社会各界也充满期待，认为“届期举行，定必大有可观也。”（《申报》1926年12月14日《联青社游艺会预志：最出色之一种游艺——时装表演》）而最后的演出效果，竟如所料，或者说出乎意料的好。一场演完，群情激动，欲罢不能。故在第二场的表演中，大大增加了戏码，一口气推出“戏服全服、跳舞服、夏服、晚礼服等十四种”。而能够如此，有赖触角敏锐的商家的闻风而动，“各衣原料均系永安、先施、福利、惠罗及老介福等公司所供献”，“皆缝制精良，式样新颖”。而商业的介入，自然要改变“美术化”的初衷，与第一场相比，不仅古装不存，中式也少见，“除二种为纯然中国服装外，其余颇近欧化”。（《申报》1926年12月18日《联青社游艺会续记》）其实这也正是现代服装表演的正宗，在民国服饰史上，更应大书一笔，确长期沉埋故纸堆，真乃学者之过。
此后，时装表演，就风行一时，成了各种晚会表演的压轴。如1927年8月上海女界慰劳北伐前敌兵士的游艺大会，自然是“最时髦的‘时装表演’”压轴，由海上名媛、云裳公司老板唐瑛领衔出演。只不过商业化过了点头，唐瑛的开场道具竟然是云裳的广告卡片，随从模特也“把各人手中的卡片好像雪花一样的向台前飞着，大做云裳公司的免费广告”。尽管如此，观众还是欣然接受，一方面八位模特“都是穿了极美丽极奇突的服装，看得我（记者）眼花缭乱”，另一方面时髦与商业在现代社会里，原本如同孪生姊妹。（《申报》1927年8月8日金华亭《关于中央剧艺的几句话》）
商业的推动，是艺术的追求所无法比拟的。时装表演在商业的推动下，从此大步发展。到1934年，鸿翔公司在大华饭店举行时装表演时，已可投入巨资，邀请当红电影巨星阮玲玉、胡蝶等出席表演了；朋街女子服装店则开始模仿巴黎，举行春秋两季新装发布会。1936年创立的“锦霓新装社”，更是把时装表演当作日常促销手段，每天下午在国际饭店三楼举行时装表演，以广招徕。
中华文化向来超级强大，大如汪洋，而外来文化则仿如涓涓细流了。时装表演这一洋玩意传入之后，商家当然注重商业化的“时装”，可社会各界却更注重服装的历史文化与美学表现。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时装表演中，唐绍仪女公子虽然提出要“以我国古时历代装束，趁此机会一一表现于吾人眼帘，温故知新……因兹借镜”，究未付诸实施。楚材晋用，1928年1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古今妇女服装表演大会，倒是真正做到与古为新了，“中外人往参观者甚众，外宾尤盛”。舆论认为，“此种集会，出之中国妇女界，诚为创举，故极为外人所注意”。（《北洋画报》1928年第157期）确实，从服装表演而非仅时装表演的角度，也是堪称第一次的。
北京的成功，刺激了上海。1930年，上海也回到了干夫人的初衷上来，在一次活动中夹杂着举办了一场古今服装表演——“上海妇女会游艺会中之服装表演”，还自诩为“自明代以来迄近止今最为精彩节目之一”（《申报图画周刊》1930年21期）。
但是，时光进入三十年代，那可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资本的力量要求的可是时装的表演，而且，传统服装展演，实非有历史浅近的上海之长。因云际会，中国第一场商业运作的专场时装表演，1930年3月底起在在上海先施公司隆重面世，且历时八天。从其在《民国日报》刊登的广告看，也真是厂商云集，精彩纷呈。如英国名厂Wemco为了通过此次时装表演推广其“花样新奇，颜色鲜艳，适合春夏衣料”所用的Tricochene绸，大做广告称，公司已“特派专员来公司为新装设计，现制就各款新装多种，均属独出心裁”，届时再“延请中西名媛登台表演，服饰之美丽，设色之夺目，姿态之曼妙，举止之大方”，必令观众“发生无限美感”。（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26日《时装表演大会广告》）
时尚毕竟是时尚，北京的传统终归敌不过上海的时尚。“上海时装大会之后，北平天津皆有时装大会之呼声”，北平女青年会也就于1930年11月18日在协和礼堂主办了一场时装表演会。但是，一开场就走了样，演的不是时装，而是“明、清、民初、现代四种”时代服装，“与上海者大大不同矣”！当然，也可以说北京的传统底蕴太深厚了，或者说传统势力太大了，关键还是拜错了师——“此次表演之服饰，多半系假自梅兰芳者。于如何穿着之法，闻即梅兰芳且曾加以指导云”。（《北洋画报》1930年第555期聊记者《记北平之时装表演》）以国粹指导时尚，充量是时尚的国粹。
看来，时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党国专政以后，还不免面临反攻清算。先施公司的那场时装表演大会，不久即被以宣扬洋货为由，大遭挞伐。说先施公司不过是“怕闺阁千金们不知道有这一批外国新货可以购买，所以费尽心思才开了这样一个大会罢了”。并讥讽“登台的中国名媛，不过为了恐怕姐妹们不知道外国货，所以特地参加在这时装大会里，牺牲了色相，登台在观众面前入微地表演着曼妙的姿态”。（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25日蝤时《时装表演大会》）所以，除了上海，内地的时装表演，总是难以开展起来。尤其是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称之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正式推开新生活运动之后，政治的力量进一步规训着时装的表演。像这年冬天，宋氏三姐妹身穿黑色旗袍、黑色皮鞋，在重庆大街上进行的政治化的新生活时装表演，自是难免如荒腔走板，不演也罢。所以我党执政以后，干脆予以禁绝。直到数十年后，要搞改革开放了，才觉得以前的事做得太绝，所以1981年2月，上海时装公司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举行改革开放以来真正意义上的首场时装表演。同在上海，同是第一，却让人仿如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