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孝文本纪》，第一感觉是，汉文帝刘恒可能是史上对底层人民最友好的封建皇帝。

当然，是主观意愿上的，而历史告诉我们，好心却可能办坏事。

公元前157年夏，阴历六月初一，汉文帝崩于未央宫，自公元前180年继位，至此，凡23年。

这23年间，他有遗憾。

比如，虽竭力通过和亲送礼来保持与匈奴的和平，但野蛮落后的匈奴部族，并不太把和约当回事儿。三次大规模入侵，不计其数的小规模骚扰，给汉边境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家园被毁坏，生命被残害。

作为天之子，汉文帝没能保护好他的全部人民。

比如，淮南王刘长，他的异母弟弟，恃宠而骄，最终死于谋反流放途中，民间歌谣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犹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作为兄长，汉文帝在对待淮南王刘长上，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春秋第一个枭雄郑庄公。

而且，这事儿，还留了尾巴，贻害儿孙辈。

再比如，文帝的舅舅薄昭犯法当杀，文帝吸取了刘长的教训，就暗示让薄昭自杀；而薄国舅有所犹豫，他就派大臣穿着孝服上他舅舅家哭。

这事儿，极为欣赏文帝的司马光都看不过去，批评文帝应该早些时候让薄昭学习仁义道德、防患于未萌，而不是出事了逼死老母亲唯一的兄弟。

作为外甥和儿子，他在这件事上显得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

而最大的遗憾，则来自刚登基从代邸到未央宫的那一晚，夏侯婴和刘兴居的清宫行动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

法统上讲，本是天命有归的他，却因此不得不面临弑君谋逆的指责。

凡此种种，对素来以仁君、圣君要求自己的汉文帝刘恒，大概也会每每心有块垒吧！

但这些瑕疵之外，他做得无可挑剔。

他延续并光大了孝惠帝、高后时代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还为黄老之术留了一个坚定的卫道者窦太后，极大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为汉武帝攒足了家底，也对汉武帝的政策转向起到制动装置的作用。

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

文帝十二年，把田亩租税减半，由十五税一变为三十税一。

文帝十三年，则干脆免除了全部田租。这一免就是十余年，直到景帝继位，才重新恢复到三十税一。

不过，免税十余年这事存疑。根据景帝时恢复三十税一，免税十余年好像没问题，多位史学大家都赞成这一说法。

但林剑鸣在《秦汉史》里有不同意见。他说，班固在写《汉书》时，只要没在税制改变之后标明持续几年的，都视为一年。也就是说，林剑鸣认为文帝只免了一年田亩租税。

从逻辑上，我支持多年免税的说法，但从常识上，我觉得在当时，十余年免租，可行性颇低。

这个问题就先搁置吧。但不管是免一年，还是免十年，都是了不起的善政。

——有多了不起呢？奢靡无度的乾隆皇帝读《资治通鉴》读到这里，就曾经表示：怎么可能？

了不起到十全老人都亲自下场表演桀犬吠尧了。

何况，三十税一在古代也是极低的田租。

免田租之外，文帝后六年，因为天下大旱，他还下令开放山泽，免除诸侯的贡赋。

这些事，包括上边的免田租，理论上都对保障民生很有利。

但我们这里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免田租，对土地多的人更有利呢，还是对土地少的人更有利？

第二，开放山泽，是穷苦农民有资本经营呢，还是豪强大族有资本经营？

这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头说，文帝是主观意愿上对底层人民最友好的封建皇帝。

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本文，我们主要赞扬这种主观意愿。在封建帝制时代，单单这种不与民争利的主观意愿已极具先进性。

文帝还废除了肉刑。

起因是齐太仓令淳于公犯法，其女儿缇萦上书请求代父受过。

这件事引发了汉朝高层对肉刑残酷的思考与讨论。

讨论结果是：废除肉刑，代之以笞刑。

不过，笞刑过重，一度引起不少受刑不过死亡的案例。于是，到汉景帝期间，将笞刑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原来需要打300下的，减为200。

至于用法宽平的事，在《宽厚仁德的汉文帝，内心可能很狂野》里，文帝与廷尉张释之关于判罚的争论已有所体现。

最后，文帝在个人生活上，是颇为简朴的。

稍举几例。

文帝自己常常穿着粗布衣服，所宠幸的慎夫人，为了省布料，衣服的裙摆通常较短，是为“衣不曳地”。

文帝曾经想盖个露台。召工匠算了算，需要花一百金。就说“一百金都顶得上10户中产之家的财产了”，因此作罢。

文帝在位二十余年，用于个人享受的宫室、狗马、园囿、衣服车驾都没有额外添置。

这些，难保不以偏概全、进而夸张美化，但节俭寡欲无疑是文帝执政理念的一部分。

而他驾崩前，留遗诏，丧事从简、陪葬从薄，却是经考古证实的——“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这些事情，后来或许有副作用，但那更多是人类社会演变的问题——没有一直行之有效的顶层设计，后继者当随势设变。

一代人做一代事，在文帝，他针对当时中国的迫切问题，交出了一份高分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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