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期的工作忽然间忙起来，任务一波接着一波，公务又与家务叠加，着实让人焦虑。幸好图书馆的读书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又快到交读书征文的时候了，只好向书柜举起手，找书看。
指尖划过一书，心念一动，取了下来。这本书就是《传习录》，大儒王阳明的弟子们记录老师学术讲话及师生论学书信的集子。近几年国学热兴起，明代王阳明在今天又收获了大量粉丝，这本《传习录》，正是今人了解王学的入门级读物。
匆匆一翻，翻到一篇《答陆澄问》，竟然正对我的焦虑之症，大有机缘巧合的意味。文中学生陆澄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阳明先生答：“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读罢即刻汗如雨下，在焦虑中陡然生起不敢焦虑之心。对照自己，静守时也能看看书，也颇觉“意思好”，怎么事儿一多就颠三倒四地迷乱，只把读书当作差事应付呢？看来还是全无克己的功夫，不能“静亦定，动亦定”。
惭愧之余暗下决心，无论事儿再多，也要把这本买回很久未曾读过的书，认认真真读下去，磨磨心性。
王学又称心学，其学说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人性中充盈着“良知”。至于这“良知”从何而来，又牵出一个更大的前提，就是“心即理”。理又是什么？就是原则、规律，就是至善。宇宙人生之所以存在，全凭这个“理”的维系。我感觉，要弄清这些儒学的精义是有难度的，往深处探究很容易落入“掉书袋”的窠臼。在此且向深处虚晃一枪，只顺着“良知”说一些感受。
阳明先生认为，人出生时心怀良知，个个都是圣人，后来受到财色名利种种私欲蒙蔽，才沦为常人甚至恶人。但即使沦为恶人，良知也始终都是在的，只不过明镜蒙尘罢了。所以人生修学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拭去人欲的尘埃、恢复圣人的本色，即所谓“致良知”。如此云云，让我不禁由衷叹服。细想，这不正合当今倡导的“鼓励教育”吗？这不就是最大的“赏识教育”吗？说您本是圣人，先把你说高兴了，再劝你克制私欲、正心明性，你能不心甘情愿地自省自律，能不发自内心地向上向善吗？
读《传习录》期间，我那朋友的儿子又来找我。这孩子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前次来找我是因为考试挂科，我打发他走了。这次他来是夜不归宿要挨处分，我仍是帮不上忙，仍是没有好脸色。可转念一想，既读了圣贤之书，就不能面目可憎，于是稍显热情地说，“我感觉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将来肯定是个好警察。就是你眼下有点儿迷。”未料就这简单几句，让这垂头丧气的孩子忽然抬起了头。我又开导他一番，他高高兴兴地走了。走时他表示，不再犯迷，也不用我找他队长说情了。大概他觉得将来的好警察在今天找人说情挺丢人的，做错事就要自己扛。
这孩子走后我感慨了很久。阳明先生“致良知”一说包含的大境界与大情怀，确实值得今人推崇。他首先把凡人定义为高贵的圣人，然后教人“致良知”，致圣人之良知，我们何妨先把学生定义为合格的警察，然后引导学生“致良知”，致警察之优良品质。通过赏识鼓励，激发学生内在的进步力量，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当然，这也需要为师者自身具有足够的良知，并能够对学生释放最大的善意。
如此反思，我就觉得对那孩子“稍显热情”是不够的。如果他又“犯事儿”来找我，我一定更加热情、更加肯定地说：“我相信你本是个好学生！将来也是个好警察！”不是我要忽悠这学生，是我自己要争当王阳明的好学生。
如果说“致良知”还是王阳明对孔孟“性善说”的传承发扬，那么知行合一就是他独到的巨大思想贡献。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重点在“一”。《传习录》中，他对弟子顾东桥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又对弟子陆澄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由此可见，他的本意用“知行同体”表述更为准确。就王阳明而言，知行同体自有学理基础，那就是石破天惊的龙场悟道中，他认识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用直白的话解释就是，圣人的“良知”，我自带的很足，知是我“良知”的本体，行是我“良知”的致用，在我这儿同源同体，都是一码事儿。
那么，王阳明又为什么反复强调知行合一、不可分离呢？其实这是针对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说而言的。南宋朱熹认为“知难行易、知先行后”，主张“致知”需向外求，到万事万物中寻求理的真谛，即所谓“格物”。这就把知与行一分为二了，这正是王阳明所反对的。在《传习录》之《答顾东桥书》中，他专门批评了朱熹学说的“心、理为二之弊”。
有趣的是，在今天，朱熹的“格物致知”仍是我们所推崇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学生一进校门就“自带警魂”或“警魂自足”。学生要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警察，无论是职业道德还是知识技能，都需要先向外求，向课堂求、向教材求、向教师求、向实践求。所以“格物”十分紧要。
更有趣的是，在今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是我们所推崇的。正所谓取各家精华。我们今天讲知行合一，重点在“合”。就是要把外部求得的道德观念和科学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内与外合、知与行合。尽管今天“知”的内涵已经有所发展变异，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仍有着巨大的学术魅力和指导意义。它反对知行脱节、知而不行，既强调做好内在的认知功夫，又对内在认知提出了实践要求，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言行一致、表里一致。这为我们提高人生修为和生命质量，指明了一条可靠的路径。
“知行合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回望明朝，王阳明从庙堂之高，经历了去衣廷杖的耻辱、下狱待死的恐惧、流放贵州的绝望、瘟疫侵害的险恶、荒山野岭的孤寂，终于龙场悟道，寻得内心的宁静与光明；随后他又绝地雄起，荡平为祸江西数十年的巨寇，平定南昌宁王谋反的兵变，治理广西部族仇杀的乱局。若天下学子皆如王阳明，谁敢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知行合一”又是一道励志的风景。再看今朝，我警院师生暑假练兵，迎高温、战酷暑，灼热的训练场成为忠诚品质的试金石；师生们参加社会实践，奔赴公安一线，昂扬斗志，俯察社情，使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受到实战的检验，使校园中锻铸的警魂经受现实的锤炼；重大安保活动，同学受命参战，查危爆、巡街面、助老弱、抓嫌犯，以出色的成绩证明，学警也是警营中的合格兵！
“知行合一”也是一张无形的试卷。自察自省，我的答题就浅薄了。相比阳明先生逆境奋发图强、立德立功立言的传奇事迹，我辈为之焦虑的这事那事都算不上什么事；相比一线教师和莘莘学子“教、学、练、战”的生动事迹，我的案牍劳形也还算得上舒坦。细思不觉汗颜，修学更待努力。
更待向古人学、向身边人学，不负事上磨练的好机遇。
更待静中学、动中学，不负读到《传习录》的好机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