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角以及其领导的黄巾起义，皆因《三国演义》而被后世耳熟能详，然大众的认知亦因此而有所偏差。

参《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张角‘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兗、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纵观历史，黄巾起义的波及程度，在当时可谓古之未有。

而张角造就「席卷八州」之壮举，其背后的各种成因，确是值得后世抛开历史成见，辩证地分析与学习。

参《皇甫嵩传》载，‘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即张角有治病救人之能，但仅是如此应无法联动八州百姓，成为精神支柱。

不过东汉以来，上下皆流行谶纬之学。《后汉书·光武帝纪》即云，‘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术列为官学，甚至根据图谶指示决定官员升迁、王侯分封。

所谓上行下效，百姓对于谶纬之术更是笃信不已。顾炎武《日知录》尝言，‘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而‘西京之末’即指东汉末年。

故而黄巾之乱的基础即是源于百姓对于谶纬之术的信任。而黄巾军的谶语即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如此亦引出另一疑问，谶语是黄巾军造势之用，亦是一种起义前的口号宣传。

且《皇甫嵩传》载，教众‘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即用白土将‘甲子’二字写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

换言之，黄巾军已然是有恃无恐地将起义时间，清清楚楚地告知了朝廷。

至此，大家是否有所恍然，原来并不存在所谓地‘密谋’、‘举报’……然《皇甫嵩传》中亦言，‘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如此岂非自相矛盾？唐周的上告是否多此一举？黄巾军又何会有恃无恐？

背后诸多值得推敲地细节，正史却仅是一笔带过，等待后世的挖掘。

实际上，早在黄巾起义前的三年间，朝廷已是多次接收到有关黄巾叛乱的上疏。

参《后汉书·刘宽传》载，‘光和二年（179），刘宽复代段颎为太尉。在职三年，以日变免。又拜永乐少府，迁光禄勋。以先策黄巾逆谋，以事上闻，封逯乡侯六百户。’

所谓‘先策’即预知也，刘宽在光和四年（181）已经预知黄巾谋逆，而上疏揭发。

又《后汉书·杨赐传》载，‘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

杨赐在熹平五年（176）、光和二年（179），两次曾任职司徒。

又杨赐光和三年（180）九月，因病被罢免。 即使以光和二年（179） 为基准，对应‘会去位，事留中’之语，杨赐上疏黄巾谋逆，时间最迟亦在光和三年（180）。

杨赐更是提出了具体策略，即由朝廷出面遣返太平教徒，以此削弱、瓦解太平道党羽，再诛张角则易如反掌。然而杨赐等人的几次有关太平道的“上奏”，皆未引起朝廷应有的警觉与重视。

或许有人会顺理成章地将结症，归结于灵帝刘宏的昏聩无能，但实则不然……

因为张角的太平道并非隐秘组织，而是公开收罗信众。地方官员却未将太平道视为一种威胁，甚至暗中支持，否则张角亦无法‘徒数十万、连结八州’。换言之，在东汉士族阶层的认知中，太平道的传播，绝对无法威胁到朝廷统治。

士族阶层、世家豪族对太平道的这种，让今人无法理解‘无威胁论’究竟从何而来……

以今观之‘徒数十万、连结八州’并不突兀，是因为古今认知存在着巨大差异，因为这个数据放在东汉末年，是极其异常，甚至让人生畏的。

当时的人口数量不过五千五百万。参葛剑雄《中国人口史》载，‘依汉永和五年（140）各郡国密度为例，张角祖籍冀州钜鹿人口密度不过71.51人/平方公里。而冀州人口密度最高的清河亦不过101.55人/平方公里。’

参照实物，一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足球场场地的面积，却不过72人。

且上述数据除去城镇人口、征兵、劳役，恐还要再少一半。如此换算下来，人口的稀疏程度非今人可以想象。且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百姓九成皆散布于广袤地山野之间，而非城镇。

而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距离暂且不提，山泽阻断已是天堑。

张角作为非官方人员，是如何在人口如此稀疏，且交通隔绝、通讯阻断的条件下，征募、组织起如此庞大数量的教众……

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皆以大规模流民为起点，通过不断地流动，积年累月方才形成规模。

譬如秦末陈胜吴广、西汉末的绿林赤眉，皆是从几百人、几千人开始。即使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初亦不过数万人而已。

故而朝廷对杨赐等人的上疏，并未给予足够地重视。

毕竟在朝廷眼中，太平道并不具备组织大规模军队的条件，不过是跳梁小丑、随手可灭。

参《后汉书·皇甫嵩传》载，事发后‘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所谓钩盾令属少府，令秩六百石，以宦者为之，掌管京城附近诸池、园苑及其中果蔬等种植之事。

原本应该军队的工作，却让城管冲锋陷阵。由此观之，朝廷对于黄巾军的态度。

但是张角却创造了一个奇迹，黄巾军爆发即是巅峰。

规模达到数十万，牵涉全国八州， 并非依靠积年累月逐步形成。实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状况，完全颠覆了朝廷对于民间起义的认知。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张角如此‘神人’，纵观中国历史亦属少见。

而张角之所以突破了前人限制，组织起如此规模庞大的叛乱行动，原因有二：

其一，一套前所未有的宗教管理体系。参《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矅。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矅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又《后汉书·皇甫嵩传》载，‘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张角即依靠给百姓治病，口口相传形成信徒崇拜。同时张角的太平道，与张修的五斗米道，皆是我国最早的民间黄老宗教，在此之前仅有黄老之学，而未形成宗教，故而言之‘前所未有’。

那么，太平道是如何由《太平经》衍生成一个教派，灵感之滥觞，所出于何处……

相对于世界性宗教，无论是佛教、基督教初期的影响力皆十分微弱。太平道作为道教之先驱，并无先例参照，如此一个新生宗教又是如何十年间席卷数十万信徒？

参史本载录，印度佛教早在战国后期，即与中原地区有所接触，直至东汉明帝时期正式传入中国，此时的印度佛教僧团已然发展了六百余年，各种宗教制度均已在实践中得以积累完善。

由此推之，张角的宗教管理系统应脱胎于佛教僧团，即张角借鉴了佛教的经验。

其二，黄巾起义虽被定义为农民起义，但是却掺杂着世家、豪族的背后支持。

据葛洪《抱朴子》载：‘曩者张角，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姬妾盈室，管弦成列。’

百姓为生计奔波，连字尚认不得，又如何精通《太平经》，故张角至少是一方豪族。

且黄巾信众中亦不乏大量豪强、官员参与其中。

譬如王度，兖州东郡东阿县丞，《程昱传》载，‘黄巾起，县丞王度反应之，烧仓库。’又如《皇甫嵩传》载，‘元义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

马元义能够做到与中常侍内外勾结，理应是豪族子弟，而非普通百姓。

曹操平定青州黄巾时，《魏书》云，‘贼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书信中行文流畅，言及天命，亦非普通百姓之能力所及。

且一些毫无组织之饥民、以及背朝黄土之农民，又如何懂得军机政事，故黄巾军的高层、骨干皆有世家、豪族参与。

参正史载录黄巾起义之过程，虽波及八州，但张角能控制的范畴亦仅一州之地。

其余各路起义虽以黄巾为名，却只是各自为战，邻郡之间并无相互配合与策应。如此亦反映出黄巾的根基多是不入流地世家、豪族，而非流民、流寇。

因为豪族在本乡本土有家有业，除非逼不得已，否则不会抛弃家业离乡作战。

那么，这些世家、豪族阶层为何愿意与张角相互协作，共同起事……

西汉文景之时，朝廷崇尚黄老之学。民间亦信仰自由，信儒修道皆有之。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因儒教成为官学，信儒者更容易入仕，以致重新道学豪族日益边缘化。

至东汉，甚至被禁止入仕，以致原始道教信徒被迫彻底转入民间。

王莽新朝后期，南岳大师李广以安徽天柱山为根据地，广泛收受门徒，招集信众，势力范围远及荆州、鄂州、广州、英州、洛阳、长安等地，是中国道教最早的发源地。

至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六月，李广在皖城发动起义。

是中国历史上，道教徒发起、领导的第一次起义，亦是道教徒对统治阶级独尊儒术不满的首次冲击。

至此以后愈演愈烈，安帝、顺帝时期政治日坏，原始道教起事更是延绵不绝。

《后汉书·法雄传》载，安帝时，张伯路冠赤帻、服绛衣，从海路起事，攻占滨海九郡，‘永初四年（110），复与平原刘文河等三百余人称「使者」’。所谓「使者」即天帝使者，多为巫觋或道士。

《后汉书·质帝纪》载，永憙元年（145），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

《后汉书·滕抚传》载，‘又阴陵人徐凤、马勉等复寇郡县，杀略吏人。凤衣绛衣，带黑绶，称「无上将军」，勉皮冠黄衣，带玉印，称「黄帝」，筑营于当涂山中。’

《后汉书·桓帝纪》载，‘建和元年（147）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

‘建和二年（148）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和平元年（150）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

延熹八年(165)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

上述之「皇帝」即「黄帝」，等同于「天帝」，且皆带有原始道教成分。

故而黄巾起义并非孤例，综上所述皆是汉末黄巾起义的基础与源泉，黄巾起义能够一次性爆发如此规模，于此不无关系。

而且黄巾之乱后，道教起义亦未因张角地失败而就此完结……

譬如，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孙秀，世奉五斗米道，为道徒。可以说，孙秀是导致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的关键人物。

又如，天师道教主范长生，辅佐李特建立成汉政权。

再如，东晋后期五斗米道孙恩、卢循起义，达十二年之久，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直到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分别对早期道教的教义、制度进行了有效地改革，道教方才大兴，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