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失业生:张国荣、陈百强、钟保罗,三个男孩的昨日之歌(下)

二、钟保罗

2.

个性太要强的人不适合当司仪,否则容易抢别人的风头。陈百强和张国荣都有着自己的脾气,互相之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摩擦。钟保罗夹在两人之间,却能和两人都处理好关系。钟保罗最懂得保护自己,也在公开或私底下开导过相对稚气的陈百强、张国荣,他年龄最小,却俨然像他们的长辈。

钟保罗的昔日搭档郑丹瑞《志云饭局》中回忆:钟保罗是一个很会调节气氛的人,你和他在一起永远不会觉得不舒服。甚至钟保罗也曾先后邀请陈百强、张国荣作为节目嘉宾。对话之间并没有主持人和嘉宾对话的客套感,反而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畅谈。

三太子中,张国荣和性格平和的钟保罗反而关系更加亲昵。说到张国荣,钟保罗回忆:“有时,在街上碰见他,他癫起来上前吻我的颈,整个街的人都看著我们,以为我们有甚麼关系,他就是这样吓死人。”在张国荣事业处在谷底时,钟保罗也好心地教过张国荣:"如果你想在这个圈里是能够做到拥有好多观众、听众或者拥趸,你这个人一定要大众化,我话大众化呢是永远不会衰的一条路线……"


他有点孩子气地抱怨张国荣:“我同张国荣很熟了,不过有一样嘢我唔系好满意。就是他经常搬屋,他每次搬屋都会换电话,而我每次和他见面时,都忘了问他要新电话号码。”;或是因为张国荣成名了,和他很少来往了,他也有点不高兴:“现在,大家见了面冷淡得多,也难怪,可能他太忙了……”他的话讲得恰到好处,幽默的语气缓和了不快,又吐露了自己的心事。

1981年,拍摄偶像剧《甜甜廿四味》期间,钟保罗遭遇了车祸,他被一辆货车撞倒后还拖行了两三码,一只脚还遭到车轮的碾压。包括张国荣在内的剧组一众演员前去查看情况,张国荣准备把他送到医院去,却被编导阻拦,编导一心只想顾及拍戏进度。张国荣立马和编导争起来了:“我要陪着他!”


张国荣把钟保罗送进了医院,还陪他照了X光片。担心好友因为突如其来的灾祸导致精神垂丧,张国荣还劝慰他:你呀!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人……你只要恢复,一定更成功的。”

1989年金唱片颁奖礼谢幕时,站在身后的张国荣细心地帮钟保罗拍落粘在衣服上的礼花,二人兄弟情谊之深不言而喻。这大概是张、钟两人最后一次见面。1989年9月7日是陈百强生日,他播出了一部《感情写真》的特辑,片头便是钟保罗采访他的部分。这部片子在1989年7月开始拍摄,开拍时钟保罗还在人世,播出后就溘然长往了。

钟保罗去世给晚年忧郁寡欢的陈百强打击不小,在1989年9月底的十周年演唱会期间接受记者访问时,陈百强精神恍惚不已,或许也和故友猝然离世有关。


《感情写真》的片头,钟保罗和陈百强侃侃而谈,说起了陈百强的在剧组偷哭的轶事, 又讲起他们三个伙伴还未成名时,一同去观看陈百强也参与的一场表演,那时陈百强见海报上没有自己的名字遂大发脾气,立志要出人头地。果然三人之中,陈百强是最先出名的。谈笑中洋溢的愉悦气氛,让人完全难以想象钟保罗这一个活泼的少年郎会走上绝路。

3.

翁静晶形容钟保罗的性格“成熟世故”,“不轻易剖白真情”,属於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一类”。钟保罗善于逢源人际关系,但像他电影中为帮衬别人而存在的单薄角色,往往因为过分掩饰而性情埋没。所以人们不敢相信,这个神采奕奕、绝少在公开场合流露过不快情绪的年轻人,居然会选择跳楼轻生。

1989年8月21日的《欢乐今宵》上,钟保罗特地邀请陈百强作嘉宾,和老友一起玩游戏时手舞足蹈,显得非常生龙活虎。而1989年的一篇报道中刊出了钟保罗彩排情景喜剧《八卦法庭》的照片,可惜这场表演还未开始,这张照片就成了他的遗照。


据歌手露云娜回忆, 在自杀前几天,钟保罗一直向她致电诉苦,告诉她近来心情尤其恶劣。贾思乐回忆钟保罗自杀当晚给自己电话留言,称聚会不参加了。隔了很久,电话留言里突然传出来一句“再见”。贾思乐一度为这一声踌躇的“再见”感到困惑,直到听到钟保罗自杀的消息才恍然大悟。

三个男孩中,看似最镇定的钟保罗,最懂得保护自己,他不善争取,在歌演事业几度不济后激流勇退,最后在主持行业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他谦让随和,往往遭人忽视,正如翁静晶所作的言“他看似是毫不在乎,却是个对自己要求颇高的人。”直到骤然结束自己的生命,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一直苦苦挣扎过。


满港关于钟保罗身亡的流言蜚语四散开来,警察根据钟保罗室内留有一封遗书断定他是自杀而死。由于至今找不到确凿的导致他自杀因素,很多人揣测这是一场伪装成自杀的谋杀案。目前最偏合理化的解释是钟保罗嗜赌,赌债缠身而走上绝路。媒体们常榨取名人的死亡事件来提升报纸销量,将死亡事件进行不遗余力的编撰,钟保罗离世近30年来,关于他的灵异传闻层出不穷,多数都以乌龙收场。而当年钟保罗坠楼身亡后,遗容被人拍到,一家杂志竟要登他的遗容作为杂志封面。由于其坠楼一半边脸眼中损毁,还专门请了美容师给他补化遗妆。此类现象无不反映香港这个物欲都市的功利和薄情。

昔日搭档也是前女友的余绮霞匆匆前往灵堂瞻仰钟保罗遗容时,悲恸得几乎晕倒。 她不断地嗟叹:“为乜你咁傻呢?为乜你咁傻呢?(为什么你那么傻呢?为什么你那么傻呢?)”卢敏仪在他的灵前虔诚地跪足四小时为其烧衣纸。关系密切的女性的无限悲恸,也侧面反映了他生前为人处事的确深得人心。


世人总以一个人的结局妄断他的整个人生,更何况人类都是健忘的。现如今提起“钟保罗”三字,更多人是简单粗暴的“疑因欠上赌债而跳楼自杀”。进而人们会避讳他,刻板地认定他是一个脆弱消沉的人。没几个人知道,1981年拍摄《甜甜廿四味》期间,年仅二十岁的钟保罗,因车祸腿严重受伤,还努力地和伤痛作斗争。更没有几个人在乎他出道十一年间曾受过多少的挫折和不公。

4.

明星产业的主要产品是歌手和演员。歌手以其音乐,演员以其角色都在构成一种梦境,尽管歌手演唱时所抒发的情感和演员拍戏时所诠释的角色,并不一定等同于他们现实的自我,但是音乐和影视创造的梦境能产生黑洞般的吸引力,引发大批世人成为他们的疯狂追随者,这就是粉丝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尽管主持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明星化,但是再优秀的主持人都无法像歌手抑或演员那样通过塑造超现实层面的“我”去创造审美体验,引发观众“迷狂”,他们而更多是通过现实层面中与生俱来的气度来引起路人保持理智的尊敬或好感。

所以尽管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欠缺等原因,中环三太子们都笼罩着一层迷雾,但是张国荣、陈百强(尤其是张国荣)因其无可替代的乐坛/影坛地位,注定会吸引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围观,并对其人生各方面进行无休止的挖掘。使得他们一生充满未解之谜的同时又极其清晰显目。但是钟保罗不一样,他没有太多的固定粉丝团体支撑,使得他的死亡即使一度成为全港轰动事件后,又很快销匿。

现在,人们去看张国荣的电影,就能感受到他在影史地位;听陈百强的歌,就能认识到他在歌坛的地位。但是现如今极少人能了解钟保罗曾经的辉煌。他主持的欢乐今宵在香港几乎人人皆看;在那个香港流行文化极其繁荣的年代,他主持的港姐选美则如同一年一度的春晚一般隆重。


写钟保罗时,我查找的资料几乎全部来自钟保罗吧。吧主荣光小岸于2005年建立此吧,至今关注人数仅仅200余人。令人感动的是尽管浏览人数寥寥无几,这个贴吧数十年至今依然在更新。吧里的人偶尔会聊发感怀,在嘈杂拥挤的网络世界里,他们安静得几乎悄无声息,外界的纷争与他们无关。


在这里我领略到了爱慕偶像的正确示范,它一种无关名利和风月的守候。甚至带有一种逆潮流而上的遗老风范。而每个进入钟保罗吧的游客,在翻阅几乎要布满灰尘的钟氏资料时,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一次吊唁。尽管在信息多如牛毛的网络世界里,关于钟保罗的文字仅仅是沧海一粟,但是网络热度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极其价值的标准,哪怕离世近三十年,只要这个世界还有人关注他,他就是永恒。

三、张国荣

1.

《逝去的武林》中有这样一段话:“三百年出一个大戏子,真正的大戏子是个妖精,可以颠倒众生、感天动地”。


2003年4月8日,几乎整个香港都在聚焦张国荣的葬礼上,灵堂内坐满了包括香港娱乐圈在内的各个名流阶层的老老少少,灵堂外数百家媒体的摄像机全程拍摄,从灵堂到火葬场,一里路程挤满了为他送行的人,4月7号,也就是他出殡前一天,歌迷们聚集在他家们口唱着他的歌。从《追》到《共同渡过》再到《我》,歌声浸淫在歌迷们满含的泪水和几度情绪的崩溃之中,歌词从争取美好到歌颂自由,再到满怀感恩 ,无一不洋溢着鲜活的希望和梦想,以反讽的方式阐释着现实的沉重、压抑。

在他生前,从80年代和谭咏麟在乐坛上的激烈角逐中,将香港音乐推向高峰;再到音乐作品《当年情》、《奔向未来日子》从香港传唱到内地再传遍韩国的大街小巷;90年代他的电影作品《霸王别姬》先在上海的首映曾造成万人空巷,随后的跨越九七演唱会和热情演唱会在世界巡演中,场场爆满,成为他演唱事业的一大巅峰。

他在去世后每一年的4月1日,永远占据着新闻焦点,媒体们或真情或假意的悼念文字吸引着一批人的围观和另一批人的嘲讽;然而十几年来,仍然有源源不断的人因为与他生命的某一部分共鸣而引起心灵的阵痛。他那短暂而又辉煌的生命,和黄金时代、风华绝代、自由不羁等意象联系在一起,寄托了现代人对自我困境的审美化阐述。他去世的十几年来,事关他的影音大大小小的公映,仿佛把他的灵魂锁在了胶片和音轨中,然而影音再生动清晰,却永远不能复活他本人。这些无不显示着后现代社会关乎生邪?死邪的荒谬。

2.

1977年,参加丽的电视台选秀比赛的张国荣还是大一的学生,不知道选秀唱歌限时两分钟的他,选了一首12分钟长的英文歌《American pie》。

《American pie》是Don Mclean 隐退时创作的一首堪称史诗级摇滚乐,它揽括了美国摇滚前期发展历史。Don Mclean对早期的摇滚十分痴迷,并将摇滚领袖Buddy Holly 当作心中的艺术之神。可惜1959年2月4日, Buddy Holly,以及同行的另两位摇滚巨星Ritchie Valens和J. P. Richardson (Big Bopper)因空难而死。当时Buddy Holly刚结婚6个月,且妻子Maria Elena Holly已身怀六甲。更有悲剧色彩的是,Maria闻及噩耗后悲伤过度,导致孩子流产了。Don的对摇滚的美好理想被彻底击碎。在10年后,Don满怀痛惜地追忆这场事件,并将它定义为“The music die(音乐死去的一天。)”,他回忆着曾经他们让摇滚音乐迷倒众生,让情人们翩翩起舞,让观众流连往返。他谴责着猫王、披头士等歌手以及嬉皮士运动扭曲了摇滚精神。并绝望地在歌中认为,属于摇滚的纯真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年仅20岁的张国荣能选这样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足见当时他已有极敏锐的艺术触觉。尽管稚嫩的嗓子还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但是有心人都能看出这个稚气未脱的小子并不是纯粹想出名,或许在《American pie》中,他悄然寄托着自己因涉世未深所以还处于混沌之中的艺术梦想。


评委黎小田看他唱着唱着没有停的意思,立马给他按铃喊停。黎小田口气有点无奈:大哥啊你参加比赛,我们顶多给你三分钟至四分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张国荣反问道:腰斩我的歌?又如何唱得出感情!黎小田回忆,他当时黑黑瘦瘦的,但是有少许贵族气质。最后评委不仅让张国荣把歌唱完,而且给了他第二名的成绩。颁奖时,丽的高管黄锡照主动同他握手,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I will make you star(我会让你成为明星).”

出道顺利,但是随后娱乐圈却打拼得十分艰辛。1978年张国荣被骗去演下三滥的三级片《红楼春上春》,翁静晶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张国荣接拍《红楼春上春》,绝不是为了那份微薄的片酬。年轻的小伙子,容易听信美言。在娱乐圈打滚的片商,都拥有一根三寸不烂的舌头,像毒蛇哄骗亚当和夏娃那诱人的禁果,必能找到弱点,攻陷被哄者的心房。”自此后张的形象大受损害。在演出《喝采》时,只能是烘托主人公的奸角,蔡继光将他的镜头删剪得只有十三个,而且多是瞬间即逝的背影和侧面。


虽如此,蔡继光又算是张国荣的一位伯乐。透过短暂却又精彩的表演,蔡继光发现了张国荣的演技才能。他随后向《柠檬可乐》、《杨过与小龙女》剧组举荐张国荣出演主角。虽然已是主角,在《柠檬可乐》里,歌手出身的张国荣没有演唱主题曲的机会,机会给了从未开唱却被公司计划捧红的周蕙兰。

据翁静晶回忆,在拍摄《杨过和小龙女》的武打戏时,因武术指导的失误,她和张国荣的两条吊威亚相缠,并高速撞向道具“石柱”,张国荣当场头破血流,翁静晶也严重擦伤手脚。当时两人都是影坛新人,担心公报私仇而敢怒不敢言。即使怀疑是有人背后捣鬼,却无法找到证据。二人去找邵氏片场著名武师刘家良,张国荣拜刘家良为干爹,翁静晶则装做刘家良的女朋友。仗义的刘家良当天下午就去现场视察吊威亚情况,立即发现摆放角度有问题,制止了下一次意外的发生。

唱歌上,张国荣的前两张专辑《Day dreamer》、《I like dreaming》一度沦为一块钱一张贱卖,并被人拿去垫锅盖底。最使他难堪的是在1980年的沙田表演,他光头戴着海军帽,模仿日本的泽田研二。却被台下一阵阵地喝倒彩,他把帽子扔向观众席时,观众们在一片嘘声中,又把帽子扔给了他。

据参与这次表演的郑丹瑞回忆,表演结束后,他听到洗手间里张国荣的哭声。1989年张国荣接受采访时回忆这件事,他说那晚回家,有人在自己的电话里留言,叫自己不要混娱乐圈了,赶紧回去读书。张国荣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出道时的挫折,骗去拍《红楼春上春》更被他当作耻辱而不愿多言。但是在沙田演出被扔帽子一事却被他在各个访谈反反复复地提起,即使不在现场的好友也都从他的诉苦中知晓此事。专辑贱卖还可能是没人发现它的优秀,而沙田表演的失败则正式昭示了,即使当着观众表演,观众也不会喜欢。

张国荣把扔帽子的经历讲给好友钟保罗听时,后者劝张国荣道:“如果你想在这个圈里是能够做到拥有好多观众、听众或者拥趸,你这个人一定要大众化,我话大众化呢是永远不会衰的一条路线……”

2.

1984张国荣签约华星唱片公司,专辑从《风继续吹》到 《Monica》渐渐走红。尤其《Monica》销量一度达到了40万张,大街小巷无不舞动着这首快歌。彼时的张国荣已接受唱片公司“不羁情人”化的偶像包装。这个期间的张国荣在舞台上演唱了《Monica》、《少女心事》、《不羁的风》等一系列劲歌。这些歌多翻用日本流行音乐,重新编写粤语歌词。充足的气息使张国荣唱跳合一仍然能保证节奏感,活力四射的演唱往往吸引全场观众一起狂欢。歌舞结合的模式也为他后期演出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



张国荣在80年代的劲歌热舞响遍香江千万家,都是道理浅显而又脍炙人口的歌词,配以轻松的节拍和炫酷的舞蹈,深受年轻人青睐,仿佛把整个飞速发展的香港带得节奏更加律动。它们的红火反映了《中英草签》后香港回归已成必然趋势,港人唯有在娱乐狂欢中消弭对香港未来发展难以预料的惶恐情绪。这些大众流行芭乐,和前两张收录民谣的纯英文专辑的理念大相径庭。欢乐至上的动感氛围里,那种曾经Don Mclean 式的对音乐艺术的不甘沉沦的态度却不知所踪。这个1977年参加选秀坚持要把《American pie》唱完的男孩,成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在舞台上唱过《American pie》。

知名编剧魏绍恩回忆:“某个晚上,他(张国荣)驾车送我回家。是那种风高月黑宁谧的晚上。一切温和而静止。他将刚刚出来自首次个人演唱会music rundown给我看。我拿上手,微笑问他唱不唱《American Pie》……”

张国荣沉默一阵,然后才告诉魏绍恩:还没有决定。“还没有决定?”魏绍恩一脸疑问。张国荣温柔地告诉他因为《American pie》太长了。原来现在的他也要考虑歌太长了不适合演出等诸多问题了。

魏绍恩对张国荣说好久没听他唱这歌了。

“还记得?“他居然问。

“记得。”魏绍恩回答,“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你。在电视上。”他点点头,可能因为有人知道他唱过《American pie》而有点兴奋。这个驾车远行的宁静夜晚,仿佛是在逃离娱乐圈的喧哗和浮躁, 随后,他微笑着将车停到路边,和魏绍恩一起唱起了久违的音乐:A long, long time ago, I can still remember.....”

3.

由于厌倦了乐坛争霸和自认为已经到达了事业巅峰,1989年张国荣在红馆连楷33场演唱会后退出歌坛。然而在著名导演王家卫、吴宇森、陈凯歌等导演的盛情邀请下,退出歌坛的张国荣在电影世界里打开了一片新天地。90年代上半叶的张国荣通过在《霸王别姬》、《东邪西毒》等电影中的精湛演技享誉国际。传媒、歌迷们的呼声,以及张国荣内心深处从未磨灭音乐梦想,促使他1995年宣布复出歌坛。此时,早已摆脱了偶像歌手身份的张国荣更倾向于演绎概念音乐,他坦言:“我复出后,将会导致一批粉丝的离开,也会吸引一批新人成为我的粉丝。”

2000年的拉阔音乐会,演唱《country road》期间,张国荣吐露了一段心声,他坦言早年签约唱片公司本想唱民谣,他摇摇头,皱着眉头学着唱片老板不满的神情:“但是他们说‘民歌不好sale(卖)啊’,他们要你唱‘thanks,thanks,thanks,thanks,monica’唱多了就闷了嘛!”他接着讲到自己如何争取音乐监制的位置,才真正地开始能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其实在1987年已经是华星唱片公司一等红人的张国荣执意要跳槽到新艺宝唱片,就是因为想趁着拥有绝优资源和名气的机会,开始做自己想做的音乐。那期间他和黄霑合作出如《倩女幽魂》、《当年情》等兼顾流行和经典的音乐。但是他的80年代的身份仍然停留在偶像歌手层面上。复出后的张国荣以其巨大的声望招徕各行精英,如填词人林夕、编舞朱永龙、编曲鬼才江志仁在他的音乐王国里汇聚一堂,而其的“姣、靓、型、寸”的舞台表演,契合着自己的性少数身份和香港性别文化的发展。


从踩着红色高跟鞋和涂抹红唇到接长发、穿裙装。张国荣一度被诽谤成“异装癖”、“女性倾向”。锐意创新的演出招徕的却是充满偏见的恶俗言论,他曾表示过极度沮丧和愤怒。和80年代的劲歌热舞相比,这个时期张国荣的音乐充满着先锋、大胆的艺术探索。在引起巨大的轰动和争议同时,却经久不衰地甚至在他去世多年依旧吸引着不少的年轻人。

面对着刻薄粗暴的言论攻击,张国荣还是坚持将自己的音乐做下去。1997年,他以充满痞气的语调回应着质疑:“我曾经一度奔波劳累是为了赚钱,现在则是要好好保持自己的名气。穿高跟鞋有人说我是想搏出位,有本事你做咯……对于第八艺术有没有诚意,别人一看便知!”

终于在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上,张国荣重新唱起了《American pie》。聚光灯下,他穿着JPG设计的裙装,赤脚踏着轻松的步调,打着响指,拍着裙子上的贝壳,一脸惬意得像个生活在伊甸园的美少年。


1989年告别歌坛演唱会虽曰告别,其实是开始;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虽未提告别,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永别。热情演唱会结束后再过约两年,张国荣患上抑郁症,最后因情绪失控自杀。他的演艺人生从《American pie》开始,兜兜转转又到《American pie》结束。20岁时的《American pie》还是清亮的嗓子散发出孩童般的单纯率真,44岁时的《American pie》用浑厚的烟嗓唱的却流露着历经百态后初心不改的潇洒坦荡。这看似一个圆圈,但在漫漫人生长路中,的确有些东西始终未变,有些却不知不觉地在岁月打磨下刻上了沧桑味道,而愈发生香。

4.

1985年,张国荣在红馆首次举办演唱会,并请陈百强做嘉宾。舞台上张的飞仔本性和陈的羞涩腼腆形成鲜明对比。张国荣故意挑逗陈百强,讽刺拍戏时自己常常受阻,对方一路畅达的事,说:“如果他演忠角,我便是奸角;我是李香琴,他就是余丽珍!”陈百强摸摸脑袋说“别让我当余丽珍,因为她的头一直飞来飞去。”随后,张坚决要陈同自己合唱《喝采》,陈百强先是推辞,最后还是答应。

据翁静晶回忆,其实开演唱会之前,有“高人”指点张国荣,既然都是红人了,请陈百强到台上,有些话不能讲,免得外人乱传。张国荣依然我行我素,果不其然,媒体记者拿“李香琴和余丽珍”的桥段煽风点火。外界也渐渐认为陈、张二人已经绝交。

85年后的张国荣似乎也不愿向媒体过多谈起陈百强。那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起陈百强他便立马打断记者:“我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现在着篇稿子里。”为什么呢?他冷靜下來,却依然大胆地袒露心境:“我跟他只是hello goodbye friend,我们坐在一起沒什么话题,只可以谈时装。平日跟朋友聊天,提到丹尼,他们也会轻轻带过……”


这番说辞证明了85年后他和陈百强来往并不密切, 不过不情愿提及可能是他接受采访一时情绪化的态度,并不能完全精确地表达他和陈百强之间的复杂关系。1993年陈百强昏迷入院,张国荣因在北京拍戏,迟迟未前来,遭到舆论谴责。记者查小欣主动邀请张国荣一同去看陈百强,张国荣先提出看病不可惊动媒体的要求。查小欣担心他没买花,自己便买了一捧花。看到张国荣时却发现他也买了一捧花。在病房里,张国荣把脸凑在陈百强脸边,很温柔地说:“丹尼,Leslie来探你。”

持续昏迷几个月的陈百强始终无反应。张国荣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他边的仪器。向特护问起了陈百强的状况,又凑在陈百强的耳边反复叫着:“丹尼、丹尼、丹尼,Leslie啊!”仪器上的心跳指数依然不增不减。

查小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之前张国荣曾问我:‘有报道说他的手脚萎缩了,是真的吗?’我拿出丹尼的手来给他看皮光柔滑的,‘哪有萎缩。’他:‘还胖了。’问特护他是否胖了,他说:‘是。’

张国荣说:‘次日醒来,要减肥咯。‘他尽量令气氛轻松,他很关心丹尼的体重,问特护:‘那他会否很胖。’‘不会,他所吃的食物,全经由营养师计算卡路里,控制着他的体重,不致太肥。’再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张国荣沉着声音说:‘要走了。’跟丹尼说了再见,一直走到升降机大堂,张国荣都没作声,手指却紧张不安地相互摩擦着。长久,他才幽幽地说:‘见到他这样子,好心伤。’过了一阵子有重复:‘好心伤,唉,点解(为什么)要糟蹋自己?自己不爱自己,谁爱自己?他常常不开心,我常常开解他,但他听不进去……’”

后来,张国荣解开外衣,查小欣看到他里面绑着一条红腰带,才知道他因为这一年命犯太岁,所以一直不敢轻易看病人。

1993年,陈百强因逐渐性脑衰竭去世,再过几年张国荣复出歌坛,张复出歌坛后曲风大变,表演先锋,挑逗禁欲。但据说张国荣的车上放的唱片永远都是几张80年代初的老唱片,车里经常放着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坐他车的人往往感叹:原来最叛逆的人往往骨子里还是极其念旧的。


陈百强和张国荣都是性情中人,不喜欢在公众面前卖弄他们的友谊,和当今社会一些明星被明星公司捆绑销售为“好闺蜜”、“好哥们”,当众炒作友情,背后互相捅刀不同,他们的友谊不是做给大家看的,是留给自己的。

世人津津乐道1985年的“李香琴和余丽珍之辩”,很少有人注意两人的全程表现。他们相见便拥抱示好,唱到最后,两个大男孩一同握紧拳头,作出加油的动作,就像友谊的小船要起航了。而钟保罗则全程坐在台下认真观赏。陈百强下台时,张国荣还提醒灯光师:“给丹尼仔(陈百强的绰号)打个灯,别让他摔跤了。”

5.

有人说张国荣和19世纪的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有太多相似之处,都出生在家世卓越的家庭,都有同性倾向,都在壮年去世,而且去世年龄都是46岁。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唯美倾向,犹如从古希腊油画中走出来的美少年。

张国荣的祖父是广府大地主,其父亲张活海来香港中环做洋服生意,被称为“洋服大王”,生意红火时一度门店扩展到一条街。希区·柯克、马龙·白兰度等国际名流都曾光顾过张活海的门店。 后来吊牌西服的推广导致定制西服衰落,张活海的店被各类西服品牌店挤压得只有一间。但是其“洋服大王”的称号俨然成了老香港的一个文化标志。童年时的张国荣经常帮爸爸给客户送货,在与这些西装革履的典雅绅士的互动之中不知不觉得到了气质熏陶。


见过张国荣的人总尽力去形容他的矜贵。编剧林奕华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张国荣的情形:“第一次看见张国荣是身穿某佛教中学校服的他……那时距离Leslie时代的来临尚有一段日子但他早已是那习惯被看见的「张国荣」——我是说那大约只有十五岁的上学时,会把手臂搭在女同学膊上的一打篮球便会吸引大家走到走廊上,凭著围栏,目不转睛地看著和幻想著的「张国荣」。 ”

编剧宁财神回忆起在KTV跟他的一面之交:“……他似乎早已习惯在那种场合(KTV)听别人唱着他的歌,脸上始终是捉摸不透的微笑。一曲唱罢,他也跟着鼓掌,不发一言,只是微笑。后来我想,那种笑容,应该是块盾牌,把所有人都挡在他的世界之外。他的快乐与忧伤,似乎与外面的世界毫无干系…… “


但是张国荣还有率性可爱的一面,冲淡了他唯美倾向中的冷若冰霜。他和陈百强一样始终像个孩子,渴望爱和认可。他喜欢在舞台上观众聊天,喜欢开玩笑挑逗歌迷,喜欢唱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听观众们激动的呼唤,一旦观众们跟着他歌声互动得越激烈,他就越开心,一脸顿时绽放出毫无掩饰的笑容,20多岁是这样,40多岁还是这样。

电影和音乐都属于艺术,而艺术活动需要创作者充分释放蕴藏在现实层面之下的本我。所以优秀的演员或者歌手并不是拘谨地严守“模仿论”,而是在电影和音乐中以超验的“我”体验角色并进行抒情。这个角度上讲,越是率真随性的人越能够成为优秀的演员和歌手。

在电影表演上,张国荣以一种审美化的姿态阐释着其超现实特质,因其大胆、坦诚的演绎,使得他并没有沦为导演的一枚棋子,而是在整个表演生涯中逐渐构筑其表演体系。从《烈火青春》、《阿飞正传》、到《东邪西毒》、《春光乍泄》,这些影片以各自的语态叙述着“放逐”和“迷失”,成为了他表演体系中的“浪子路线”。而从《金枝玉叶》中假借恐同身份叙述出柜欲望,再到《霸王别姬》在戏中戏寄托男男虐恋、再到《色情男女》以短发恋人暗示同性化倾向、最后在《春光乍泄》则彻底直接以同志浪子身份抒发情欲,这些构成了他表演生涯中的“酷儿路线”。


在音乐上,无论是80年代的“不羁情人”的偶像包装,还是90年代的颠覆审美的异质表演,都在音乐领域中和电影表演的“浪子路线”、“酷儿路线”相互呼应。正如著名的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所言:“香港大部分歌手,唱歌都在唱别人写给他的东西,但是张国荣唱的歌,你会觉得那真的是他在唱给你听。是他在唱,是他的话。其实张国荣无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者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能感觉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感情。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向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长大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率真可爱的性格不仅给予了他在演艺事业上充分开发超我的源动力和催化剂,也融入到他的生活中,成了一种待人以诚的品行。

王杰、赵文卓先后透露,自己作为新人在舞台上谢幕被其他艺人挤到后面去时,一旦张国荣在现场,就会把他们拉到台中心,为的是给新人们露面的机会。王杰说得更直接:“一旦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他都会帮我说话,说‘你怎么能这样,人家再怎么讲也是个歌手’他知道我很害羞,不好意思在人家面前讲这个,他就主动打电话问我……”

张国荣1988年偷偷去联合医院探访患绝症的粉丝声仔,并长期和声仔保持联系,直到声仔去世的事,到2009年才被当年照顾声仔的护士李妙兰在医院出版的纪念特辑《一起走过的35年》中透露出来,连院方都不知道这件事。


可叹的是,张国荣的好人好事多是他去世后才被当事人或旁观者讲出来,这时候人们才知道这个舞台上的桀骜狂人,生活中居然如此善良动人。

中环三太子,某种程度上,张国荣是最开始混得最难堪,最不被看好的一个,却到头来走得最远,爬得最高,活得最久。香港凭着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历史身份也给了他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让他用艺术挑战权威。他一面享受着全香港人的宠爱,获得至上的赞誉,却又另一面被妖魔化,被人菲薄,到死后也不安宁。

在他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上,流着泪说了很多肺腑之言,指责港媒伤害艺人,阻碍香港发展;呼吁世人学会爱惜自我;他还透露董幕节曾给了自己触目惊心的八个字,他说这八个字是自己的命数:“待人以诚,人反相侮”,他接着说道:“永远永远用一个善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事,虽然未必会有回报。在这个娱乐圈里待了这么久,我已经看习惯了。And I don’t bloody care!我始终做回‘我’!”

生前最后一次演唱会说了这么多肺腑之言又流了那么多泪,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一个不服输的人,却还是被命运给打败了。

五、

2003年4月1,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昔日银屏搭档翁静晶惊诧不已。她在文中写道:“似是玄之又玄,却对张国荣历年来的起起跌跌,不期然有这样的叹谓。当他尚是幼苗之时,他曾是多麼的坚忍、刚毅;当他成为参天大树,竟然又是如此不堪一击……”她不仅怀疑,生命到底是顽强还是脆弱,最后她感慨道:“生命是又顽强又脆弱!”

2012年张国荣大姐接受采访时谈及弟弟得抑郁症的原因:在弟弟抑郁症失控自杀后,一个叫Anderson的医生给她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告诉她张国荣的抑郁症不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而是一种生理方面的抑郁症(即内源性抑郁症),是由大脑内部物质病变导致的。准确来讲是多巴胺无法分泌,导致情绪低下。内源性抑郁症靠吃药治疗,在情绪失控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生理病痛。陈淑芬曾形容张国荣:“他身心受尽煎熬。手抖、睡不着、流冷汗,病情发作起来时所有的筋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一样……”

其实在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抑郁症的产生本质原因还有诸多未解之谜。在现时有限的医学理论下,很难彻底说清张国荣患上抑郁症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一个事实是,他最后的选择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算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仅张国荣的自杀不可武断地定义为“自我选择”,如今的我们从残存的资料中以间接方式再看陈百强到钟保罗,又怎能全然武断地将他们的死因定义为“自作孽”?一个人的先天体质、童年创伤、以及外在的社会舆论和压力都在无形中对他的人格形成和人生选择有着重要影响。

但是中环三太子的故事,像一个清新治愈外衣下的荒诞剧,三个不同性格的被明星公司统一包装成青春偶像的少年,都有着常人难以拥有的风光 ,他们身上包含着明星工业的造梦的机制。同样《失业生》作为一部青春片,和大部分青春片的主题一样,都包含着对青春无悔的礼赞,进而去抵抗和冲淡现实社会的物欲横流。但是以年轻人为消费对象的“青春偶像+青春片”产品,其内核却是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另一方面,三个男孩们的率真朴素的性格,以及影片中对纯爱和梦想的描写,又使其超脱于虚伪造作的娱乐工业之外。

流转于戏里戏外,以宏观角度审视中环三太子们整个人生,像一种历史和非历史、似梦非梦的互文方式,阐述了人生的黑色幽默。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因不同的性格,各自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道路,最后却无一例外地走上绝路,仿佛一首首“一生不可自决”的悲歌。

翻阅80年代的报纸,看到一则1982年的旧闻,标题为“张国荣有意演而优则导”,文中记录道:“张国荣演而优则导,有心在将来当一个导演,并邀请贾思乐、露云娜、陈百强、钟保罗出演,其中要让钟保罗当主角。钟保罗为此大赞张大导演聪明,并表示对他绝对看好。”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不知道陈、钟二人作别这个世界之前,有无念起昔日参演老友影片的约定,但是这位做了二十余年导演梦的老友,去世前做的最后一项大型工作就是筹备导演处女作,却屡屡碰壁,后来抑郁病来如山倒,身心彻底崩溃,终成遗憾。钟保罗的葬礼上,陈百强、张国荣为他送行;陈百强的葬礼上,张国荣为陈百强送行;张国荣的葬礼上,陈百强的粉丝代偶像给故交送行。在这场一轮轮的送别故人的仪式中,那个旧时代看似渐行渐远。可是他们的故事在今人们一代接着一代的流传叙述中,又“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地似乎还没完。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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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布于 知乎专栏:以一个张国荣牵出整个华语文化——以张国荣为轴心,探讨艺术本质,解读名注:人百态,反思偶像文化 致力优质文章。https://zhuanlan.zhihu.com/Lescl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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