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愁（一五六）
履 历 表
顾 冰
履历表，每个人都熟悉，都填过，它是一个人身份经历的重要记载，关乎到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然而，你是否注意到，过去的履历表与现时的有何不同？那就是现时的履历表，没有家庭成分一栏，而过去，这栏却必不可少，而且其作用非同小可。在我的乡愁中，就有这样一个与填成分有关的故事，它既平常，又特别，说它平常，是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事很普遍，说它特别，是它与我的青春岁月紧紧相连，故事的结局，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逆转。
初二一开学，我们班里转来了一个女同学，她长得小小的，瘦瘦的，白白的，那天，班主任姚老师带她进教室，给大家介绍，她叫秦玉敏，是北京来的，叫我们要照顾她，帮助她，不能歧视，更不能排斥。她站在讲台前，一副畏怯的样子，低着头，盯着地面，一只手不住地揉搓着衣襟下摆，好像是做了什么错事。对前二句话，我懂的，人家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照顾和帮助是应该的，但后二句话，我却不理解，她是从大都市来的，北京，那是我们向往的地方，哪是我们穷乡僻壤所能相比的，我们怎么会歧视排斥她呢？
那年，高晓声老师到我们学校，在大众场合，也是这副样子，低头比抬头的时候多，闭口比开口的时候多，愁眉比笑脸多，做事非常低调，那是他头上戴着一顶那个派的帽子，我想，秦玉敏小小年纪，又不会是什么派，怎么也如此卑微呢？不过，说不定是性格使然，有的人天生就胆小内向，沉默寡言。
但很快，我就了解了事情的原委，解除了心中的疑惑。当时，班里的同学说的都是土话，只有我会说还算标准的普通话，而秦玉敏从小在北京长大，没到过江南农村，听不懂常州乡土话，姚老师特意安排她和我坐在同桌。课间，我问她，怎么从北京到了这儿，她说是跟她爸爸回来的，我又问她因为什么呢？她抿着嘴，想说什么，但又没有启口，沉默了好一阵，她颇欣喜地说，不过，我还是城镇户口，比你们生产队好多了。
不久，教导主任兼学校团委书记沈老师给我一张表格，让秦玉敏填一下。那是一张履历表，那时，我是初中部团支部书记，可能是沈老师觉得是我份内的职责，应该为他分担一些杂务。我把履历表给了她，交代她填好后，仍交给我。可是，过了好几天，她还没填好，我心想，这人做事可真磨叽，一天放学后，同学们都走了，教室里就剩我们二个人，我说，趁这时间，你把表格填好了，我就交上去，沈老师已催了几次了。她迟迟疑疑地从书包里掏出表格，原来，她已填好了，这人也真是，既然已填好了，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心里有些不快。我一看履历表，猛然发现家庭成分一栏还空着。就问她，这栏可不能漏填，赶快补上。她紧紧咬着嘴唇不吭声，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吞吞吐吐地说了原因，那声音小得好像蚊子叫。原来，她家成分是地主，而她父亲是党员，还是一个不小的干部，她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不光彩的家庭出身。我说，咱应对组织忠诚老实，就如实填地主呗！我爸爸挨批斗的时候，脖子上挂二块牌子，一块是you派分子，另一块是地主狗崽子，难道还要我做地主的狗孙子吗？说到这里，她叭嗒叭嗒掉下了眼泪。这样吧！我灵机一动，把表格给我，家庭成分这栏我给你填。
可是，我绝对没有想到，我耍的小聪明，却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沈老师拿着她的履历表，瞄了一眼，便皱起了眉头，说，家庭成分有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工人、资本家等，秦玉敏家的成分，怎么是中共党员？我辩解说，她父亲就是党员么！胡闹！沈老师狠狠瞪了我一眼。这下，我才知，我闯下了大祸，一顶隐瞒出身，欺骗组织的帽子戴到了她的头上，即使实际情况是我填的，但怎么又说得清呢？
于是，沈老师责令我们班里开一个批斗会，好好批评这种严重错误，不过，还是采取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把批斗会改成了帮助会。会上，怎么帮呢？有的同学说，她姓秦就是个严重错误，姓秦的有什么好东西，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个暴君，还有秦桧，陷害岳飞，是个奸贼。这哪跟哪啊？好人坏人跟姓有什么关系？历史上姓秦的不是也有好多好人吗？如忠义之将秦琼，还有以《鹊桥仙》而闻名千古的秦观，再说，秦始皇姓嬴政，也不姓秦啊，秦朝可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可是，我不敢辩驳，毕竟她家庭成分是我填的，要说隐瞒，是我的事，怪不到她的身上。
以后发生的几件事，也都与这家庭成分相关，那剥削阶级的阴影，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成了一次次给她带来厄运的魔咒。
那时候，兴起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一般是到轮船码头或汽车站，帮旅客背行李，搀扶老人，等，可是，去的人太多了，想做好事却难寻找对象，所以，我别出心裁，想到了一个新的法子，到街上写语录。怎么写呢？就是在人流较多的地方，挑选平整的白灰墙上，用红油漆书写语录，它十分醒目，人们走来走去，便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革命理论的宣教熏染。秦玉敏写得一手好字，她不但会写楷书，还会魏碑，我给她一说，她立即就答应了。在一个星期天，我们从家里扛着梯子，提着预先准备好的毛笔和红油漆，以及尺子等工具，一早就到了街上。在公社大门口二边，我先爬上梯子，计算好字数，用铅笔打好方格，然后由秦玉敏上去写，我在下边扶着梯子。一边写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边写的是：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写好后，人们都说字写的真好，就像刻版的一样，再就是这二条语录选得好，很有针对性，一个公社干部模样的人拍着秦玉敏的肩说，要给我们学校送表扬信。谁知，第二天到学校，非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而挨了一顿臭批。沈老师把我叫去，绷着脸严肃地说，你怎么好叫秦玉敏去，你不知道她的出身吗？记住喽，亲不亲，阶级分，下次，决不允许再出现这种情况！
又一个星期天，想不到沈老师又叫我和秦玉敏去写语录，不是不准有第二次了吗？怎么还叫她写呢？我也不敢问，默不作声地跟他去。来到一户人家门口，沈老师选了二条语录：一条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另一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叫秦玉敏写，秦玉敏战战兢兢地说，沈老师，我也选了一条语录：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能不能写这条？不行！沈老师斩钉截铁地说，那口气容不得半点商量。秦玉敏只好抖抖索索拿起毛笔，那笔似乎有千斤之重，我看她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事后，我才知道，那里正是他家。
打那以后，秦玉敏的话更少了，但她一如既往，到校比谁都早，她总是先到食堂帮师傅择菜洗菜，然后将二个厕所冲洗干净，学校的菜地里，也常常见到她的身影，我们班种的蔬菜是全校最好的，那是因为她洒的汗水比谁都要多，在学习上，她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她曾代表学校参加县里中学生作文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她还乐于帮助别人，有一个女同学，母亲有病，为做家务有时旷了课，她就常常去她家里，给她补习，还将父亲给自己的早饭钱省下来，送给她母亲买药。一年以后，团支部发展新团员，秦玉敏不仅学习成绩突出，而且品格优良，理所当然成了发展对象。其实，她早就打了入团申请书，细说起来，还是我建议她写的，起先，她总因为家庭成分而自馁，在我的鼓动下，她才燃起了入团的火种。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家庭不是自己选择的，但道路可以由自己走，她父亲出身地主，不一样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
在支部大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她的入团志愿，只等上级批准，她胸前就能佩上闪亮的团徽，成为党的后备军。在那些日子里，她脸上有了笑容，走起路来，也一蹦一跳的。
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等了又等，等来的是，上级没有批准，要求继续锻炼考察。我心里明白，所谓锻炼考察，只是官面上的托词，糊弄老百姓的话，实际上还是因为她的出身问题。那天，我气呼呼地问沈老师，怎么锻炼考察，你是否找她谈谈？沈老师一听，连连摆手，一脸厌弃，那么多贫下中农的学生，我都谈不过来呢，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这话，像晴空突然一阵寒风袭来，又像一把刀子扎进了我的心里。
过了不久，惊天动地的运动来了，学校停课了。从此，我俩很少见面，我几次趁上街的时候，去她家看她，但她都不在家，听她邻居奶奶说，她得了肺结核，去北京看病了，这孩子，犟，她这病，早就落下了，但她硬拖着，前些时候，老是咳个不停，一咳就吐出血来，怕是耽误了。我心里一沉，很为她担心，想写信问候，但又不知道她北京的住址。我心生叹息，写语录做好事得不到表扬，入团又被挡在了门外，这也罢了，老天为何如此不公，竟让病魔降临在她身上？后来，我回乡务农，过起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见工分不见钱的日子，乡亲们还推举我当了生产队长，这日子苦虽苦，但也安逸自在，心里平衡，因为谁都一样，比起秦玉敏，我比她欢实得多。一天，下着大雨，田里不好干活，我在生产队仓库里，正和几个社员绞着蚕龙（用稻草编的，形似一条龙，蚕成熟时，放在草龙上吐丝成茧，谓之蚕龙），秦玉敏突然走了进来。她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镇上正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政策，她是独生子女，身体又有病，不在下乡之列，但那些七站八所，虽然工作轻松，待遇也好，她家庭出身不好，是进不去的，别的社办工厂，也不会有好工作，所以，她想要求下乡，就到我们角落村。我细细琢磨再三，觉得她的想法不无道理，与其到社办厂，不是化工厂，吸毒气，就是农机厂，吃煤灰，一个月也也挣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到我们村，我们村虽然也穷，但自然条件好，村子绿水萦绕，农田旱涝保收，春天桃红柳绿，秋天芦花吐白，河塘里鱼虾成群，菱藕繁茂，土岗上茂林修竹，四季浓荫，农闲时，我组织年轻人唱唱跳跳，晚上，周围村子宣传队演节目、放电影，再远的路，我们也赶去看，回来还常常做个半夜餐，餐桌上不乏刚出土的春笋，还有手到擒来的时鲜螃蟹、黄鳝、田鸡和黄雀，那是何等的畅快销魂！再说，有我这个老同学在，哪个敢欺负她？那个上海知青柳冬妮，还到我们村插队呢，江南总比边远地区好，正好，我们村还有城镇知青下乡的名额，于是，我立即向公社打了申请，表示愿意接收秦玉敏。她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到了角落村，一定会好好干，不会给老同学丢脸，那高兴劲，胜过写语录听到公社干部的表扬，更胜过团支部大会表决同意她入团的掌声。
真是天不遂人愿，事常逆己心，我正准备迎接她的到来，她突然又不来了，原因是公社说她不符合下乡的政策规定，照顾把她安排进了农机厂，当了翻砂工。我气得不由得爆了粗口，这是哪个王八蛋搞的，一个瘦弱的女孩子，肺结核还没有痊愈，能干那又脏又重的活吗？这到底是照顾还是残害？家庭成分这沉重的枷锁，要怎样继续折磨惩罚她？我要找公社，秦玉敏不让我去，这回，她既不怒，也没哭，反而平静地说，现在公社负责知青安置的是那个沈老师，他把亲不亲，阶级分挂在口头，找也没用，我就不信一直这样。说到这里，我看到她二眼中透出坚毅的目光，全然看不到这事给她的沉重的伤痛。
那年冬天，我参军人伍，离开了家乡，也就再没跟秦玉敏联系过，也一直没有她的讯息。
一别十多年后，我又回到生我养我，我爱我恨的地方。一天，我突然接到沈老师的电话，他说，他乘改革的春风，已转行搞起了贸易，当时，还实行物资价格双轨制，很多有门路的人，靠官倒发了财，据他打听，当年那个被家庭出身压得喘不了气，抬不了头的秦玉敏，后来她爸落实政策复了职，她也回了北京，如今就在物资部门任职，掌控着审批物资的一支笔，他曾去登过门，想搞点计划内物资，但吃了个冷门羹，他知道我和她关系好，恳请我给她打个电话，帮他说说情。撂下电话，我不禁又想起从前他说的话：那么多贫下中农的学生，我都谈不过来呢，心中不由一阵噁心，浮起一种难以言状的刺痛，这时代怎么啦，这人怎么变得这么快呢？当别人一度处于精神极度崩溃，需要温暖和激励的时候，你没有给予一点施舍怜悯，但在她身份一朝有变，权势在手的时候，你怎么又是一副面孔，想方设法要主动地贴上去了呢？
回首往事，心潮难平，慨叹不已，当年，曾经被家庭出身所困扰的事，如今早已烟消云散，再也不会重现，但它留给人的这份沉痛的记忆和思考，却永远不会从我们这一代人中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