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上，村庄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单元。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本应是服务群众、凝聚民心、推动发展的基层堡垒。然而，近年来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案例和数据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部分农村地区，村委会的权力正在悄然演变为“家族化”“圈子化”的工具，干部选拔不再是公开透明的民主过程，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内部安排”。那些本该代表公义与公平的职位，正被悄然塞进“亲戚”“朋友”“熟人”的口袋中。
这不仅是一场对基层民主的侵蚀，更是一场对公共资源的系统性掠夺。当“自己人”成为村干部的代名词，村庄治理便从“为民服务”滑向“为己谋利”，从“集体利益”堕入“小圈子利益”。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案例拆解与制度逻辑推演，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运行机制、深层动因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严重威胁，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治理路径。
一、现象呈现：从“选贤任能”到“任人唯亲”——村干部选拔的异化轨迹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举贤不避亲”曾被视为一种理想状态，即在公正的前提下，亲信也可被任用。但现实中的许多村庄，早已偏离了这一轨道，演变为“举亲不避贤”，甚至“唯亲是举”。
以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复兴镇金花社区村民姚鹏飞的来信为例，其兄姚勇于2004年将户口迁至泸州市合江县，按理说原籍土地承包权应依法保留。然而，2005年，时任村主任晏异与队长姚安学在酒后拿出一份早已失效的1979年土地调整文件，强行要求姚家退出其兄的土地，并将该土地划给了老党员姚安华的孙子孙女。这一操作背后，是明显的利益驱动——当时国家已开始发放种粮补贴，土地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姚鹏飞多年后持土地承包证维权时，村委会书记王成远竟试图用500元“封口费”打发他，而区纪委工作人员则直言：“我给中纪委举报了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要由区纪委处理，所以处理结果还是区纪委说了算。”这句话暴露了基层权力闭环的残酷真相：监督失效，问责虚化，权力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自我循环、自我保护。
这并非孤例。在全国范围内，类似“近亲繁殖”式的干部选拔已形成一种潜规则。据2024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数据，全国共立案查处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达7.7万人。这一数字背后，是50.2万个行政村中平均每7个村就有一个主官落马的惊人比例。而这些被查干部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亲属裙带、利益输送、集体沦陷等问题。
二、实证分析：三类典型案例揭示“自己人”模式的运作逻辑
为深入理解“自己人”掌控村庄的内在逻辑，我们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从经济掠夺、权力垄断、系统腐败三个维度进行剖析。
案例一：经济掠夺型——北京南苑村陈建生案：从“领头羊”到“蛀虫”
北京南苑村的陈建生，曾身兼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三职，是典型的“一肩挑”权力集中者。2006年，南苑村计划建设“宝苑国际科技交流中心”，本是一项造福村民的重大项目。然而，陈建生却与商人薛国刚勾结，将项目用地以高价租给其空壳公司。
薛国刚公司并无实际资金实力，项目开工后资金链迅速断裂。按理，陈建生应终止合作，保护集体资产。但他不仅未止损，反而将村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助其续命。作为回报，薛国刚向其输送200万元现金及其他利益。
最终，项目烂尾，集体企业沦为私人金库，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成了一片荒地。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撤销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此案揭示了“自己人”模式的核心逻辑：权力集中+信息不对称=利益输送。当一个人同时掌握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且选拔机制封闭，腐败便如野草般疯长。
案例二：权力垄断型——江西上饶“探照灯验房”事件：村委会与房东的“利益共同体”
2024年，江西上饶一名怀孕租客退房时，房东竟用探照灯对房间进行“无死角检查”，开出高达10884.95元的赔偿清单。在警方与村委会调解下，最终赔付2000元。本以为事了，却在几天后遭遇村委会人员深夜敲门威胁，要求删除视频，并被暗示将调查其子女就读情况。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出租屋实为村委会通过贷款资助村民集资建造，目的并非便民，而是盈利。房东与村委会部分领导人勾结，对外来租户实施敲诈，所得收益按比例上交，形成“讹租产业链”。
此案中，村委会已不再是服务者，而是“保护伞”与“合伙人”。他们通过“自己人”模式选拔干部，确保权力牢牢掌握在利益相关者手中。任何挑战这一链条的行为，都会遭到集体打压。权力的异化，已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治理领域，成为压制民意、恐吓群众的工具。
案例三：系统腐败型——长春五星村杜一宝案：从“明星书记”到“套款罪人”
长春五星村的杜一宝，曾是全国知名的“十佳村官”。他带领村民创办房地产公司、物流园，村集体资产一度达5亿元，村民年收入超3万元。然而，风光背后是巨大的管理漏洞。
杜一宝既是村书记，又是村办企业法人，集决策、经营、财务大权于一身。他通过虚报会议费、修路款等方式，套取公款60余万元。其主建的水上乐园因运营不善倒闭，物流园也因管理混乱关门。最终，企业亏损，公款流失，村民利益受损。
此案暴露了“自己人”模式的系统性风险：权力无边界、监督无主体、责任无追究。当村干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企业财务与村账混同，亏损无人担责，盈利则被少数人瓜分。这种模式下，再辉煌的“政绩工程”也终将崩塌。
三、深层动因：为何“自己人”能长期掌权？——制度漏洞与人性博弈
“自己人”模式之所以能在部分村庄长期存在，绝非偶然，而是制度缺陷、监督失效与人性弱点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财务制度缺陷：“村财乡管”形同虚设
尽管“村财乡管”制度已推行多年，旨在通过乡镇代管村级财务，防止资金滥用。但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往往流于形式。许多乡镇对村级报账“见票即付”，缺乏实质性审查。财务人员专业素质低，账务处理不规范，导致大量资金在“合规”外衣下被套取。
如河南舞阳县前古城村村支书张广卫，长期扣留集体资金、挪用项目款，乡镇财政所却未及时发现。这说明，上级监管在“自己人”网络面前，往往显得软弱无力。
2. 监督机制双重失效
上级监督不足：部分乡镇政府依赖村两委完成征地、拆迁、维稳等任务，对村干部违纪行为采取“容忍”态度，甚至形成“合谋腐败”。监督的潜伏期长、隐匿性强，问题往往在多年后才暴露。
同级监督失效：村务监督委员会本应是村民监督的“眼睛”，但现实中，其成员多由村干部提名，与村委会交叉任职，且多为熟人关系。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低头不见抬头见”，监督自然流于形式。
3. 选举机制被操控
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在实际操作中，选举常被“自己人”操控。候选人多由现任村干部或宗族势力内定，普通村民缺乏参选机会。选举过程存在拉票、贿选、威胁等不正当手段，导致“民主选举”沦为“民主形式”。
4. 权力与利益的绑定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资金、土地资源、政策补贴大幅增加，村干部手中掌握的资源前所未有。这使得村干部职位成为“香饽饽”。而“自己人”模式能确保资源在小圈子内分配，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进一步巩固权力。
四、逻辑推演：“自己人”模式的恶性循环
“自己人”模式并非静态存在，而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1. 选拔封闭 → 权力集中于“自己人”
2. 权力集中 → 资源被少数人掌控
3. 资源掌控→ 利益输送与财富积累
4. 利益积累 → 强化“自己人”网络
5. 网络强化 → 进一步封闭选拔，排斥异己
这一循环一旦形成，便极难打破。外部监督难以介入，内部异议被压制，村民在长期压制下逐渐“习得性无助”，最终选择沉默。
五、治理路径：如何打破“权力的围城”？
要根治“自己人”模式，必须从制度设计、监督强化、技术赋能三方面协同推进。
1. 推行“村企分离”，切断权力与资本的直接联系
村办企业必须与村委会在财务、人事、管理上完全分离。企业应聘请职业经理人，实行董事会决策制，村委会仅作为出资人代表行使监督权。财务独立核算，定期审计，杜绝“村账企用”“企账村用”的混同现象。
2. 强化独立监督，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权威
- 明确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独立地位，其成员应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不得与村委会交叉任职。
- 赋予其财务审查权、质询权、罢免建议权，对重大事项实行“一票否决”制。
- 建立乡镇监察办公室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联动机制，实现上下贯通的监督网络。
3. 推广“阳光村务”，实现全过程透明化
- 全面推行村务公开数字化，利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村级公示屏等平台，实时公开财务收支、项目进展、补贴发放等信息。
- 建立“村民扫码查账”机制，确保每一分钱的流向都可追溯、可查询。
- 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制”，杜绝“一言堂”。
4. 引入外部审计与第三方评估
- 每年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村级财务进行独立审计，审计结果向全体村民公示。
- 对村办企业运营情况开展第三方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
5. 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
对查实的“任人唯亲”“利益输送”“贪污侵占”等行为，一律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对涉黑涉恶、威胁群众的村干部，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终身禁止其再担任村干部。
六、结语：让村庄回归“人民的村庄”
村庄，不应是“自己人”的私人领地，而应是全体村民共治共享的公共空间。当权力被圈养，当资源被垄断，当民意被压制，村庄的活力与希望也将随之枯竭。
我们不能让7.7万名被立案的村干部成为沉默的警示，更不能让姚鹏飞、陈建生、杜一宝的故事一再重演。唯有打破“权力的围城”，重建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初心——让每一个村庄，都成为人民的村庄；让每一位村干部，都成为人民的公仆。
阳光照进的地方，阴影终将退散。我们期待那一天，村庄的晨曦中，不再有“自己人”的私语，而是全体村民共同议事的朗朗之声。
这种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