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
一、《北上》的背景
《北上》与其他小说最为不同的是，它的主角，是一条河——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沟通了北京到杭州之间的地理，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造就了沿线城市的繁华。京杭大运河，是智慧的劳动者造就的中国大地的动脉。
杭州段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徐则臣打小生活在大运河淮安段，他的生活原本就和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是一个重新审视运河、唤醒运河的契机，也是我动笔写《北上》的开始。”徐则臣说。为了更真切地触碰到运河的灵魂，他沿着京杭大运河的足迹，4年间陆陆续续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走了一遍。
二、《北上》的内容
这是一个依靠京杭大运河展开的历史故事，借由意大利人小波罗为寻找弟弟、追寻马可波罗的脚步沿运河北上的经历，讲述了几代运河人的历史变迁。与其说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外国人在无数中国运河人的帮助下的探寻之旅，我更愿意称这趟跨越百年的旅程为一趟寻根之路。
无论是谢平遥、邵常来还是孙过程，他们在运河边生活，靠水吃水，几代人的生命命脉都与这浩浩汤汤的大水连在一起，他们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跟小波罗一起上了船，但根源上却都是因为同一件事——大运河，这是他们的根，他们的脉。
看得见的是运河，看不见的是来时与去往。大水汤汤，溯流北上，这一行崎岖渺茫，还乡却不知路在何方。
“人的命其实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处。我的命，一半在这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清朝、太平天国、日本人、现代，百年民族史，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但唯一不变是根，是骨子里流淌的，热血难凉的大运河。 再说回到召集起这些人的源头，小波罗，来自世界另一头的水城的一个意大利人。初次相识，会认为他是为了追星，为了偶像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来到运河上，是为了探寻。但随着深入了解，小波罗来到运河北上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弟弟，真正把马可波罗当作偶像的也是弟弟，但运河的壮阔秀美震撼到了他，行至最后，小波罗心甘情愿的成为了运河的子民。
不幸的是，小波罗被仇洋的河匪抢劫，身受重伤。1901年，在船只快要到达运河的尽头时，小波罗因伤势恶化离开人世。 这一年7月，清廷宣布停止漕运改为海运，大运河的功能地位自此丧失。 而在另一个空间维度里，小波罗一直在寻找的弟弟已经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马德福。马德福过起了中国人的日子，春种、秋收、摆渡、拉纤，同时他也经历着战火纷飞、饿殍遍野。马德福以侵略者的身份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入境中国，但在日军的铁蹄南下时，他也变成了痛不欲生的受害者。马德福的爱妻死于日本军犬口中，他的生活骤然崩溃，在给妻子报仇时，也死于日军手下。
小说里，小波罗死后，他的东西也随着随从分散四处，落地开花结果。临终之前，他让身边人挑选了自己的随身携带之物：邵常来选择了罗盘，孙过程选择了相机，谢平遥选择了他的随行日记。这几位的后代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事业，一代代相传。 2014年，小波罗、马德福还有那只船上的翻译、保镖、船工、挑夫又以另一种方式相遇。他们的后人或是从事关于河道的研究，或是要投拍大运河纪录片、或是成为大运河边“小博物馆”民宿客栈的老板。
两代人的命运又一次因大运河汇聚在一起。 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山川流澜，逝者如斯，但就像书的扉页上写的，“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
三、《北上》之结构
徐则臣的结构我觉得还是颇具有新意的。整部小说分三个篇章总共八个故事。作者没有按照年代顺序来进行讲述，而是采用的是时空穿插的方式。
小说有现实和历史两条线索。历史的线索围绕了小波罗一干人等沿水北上，在硝烟和离乱中颠沛流离的旅程；现实的线索则是谢望和的电视纪录片《大河谭》的拍摄。两条线索，他精心设计了它们的关联。
历史线和现代线交叉书写，刚开始会觉得有些乱，但越看越察觉作者心思巧妙。现代出现的人物渐渐一一与历史中的祖辈对应，传承和延续感慢慢漾开，虽然最后几个后人都因“大河潭”聚集到一起的设定有些刻意，但作为读者已然感受到了作者想表达出的一条大河、几代家族史、一部民族史的寓意。这不算是一个历史小说，不算是一部大运河的历史，但借由独特的历史背景书写文学，更能让人直观浸入式的感受那个动荡、混乱却坚定、辽阔的中华。
四、《北上》里体现的对战争的反思
《北上》其实体现了诸多方面，如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的消亡、人性的存粹和复杂……但我最有感触的是其中对战争的反思，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德福。马德福是小波罗的弟弟，当初不告而别，离开意大利来到了中国，身份为水兵，目的是去北京保卫公使馆。他们怀着很正义的目的来到中国，因为中国的义和团在滋扰北京的公使馆。
作为一个水兵，他和大卫两个人显得格格不入，两个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想做像马可波罗那样的旅行家。充满了罗曼蒂克的幻想，天真的以为战争是美好的： “我对斜躺在我脚边的大卫说，我得带上行李袋，一是随时可能归队；二是，《马可·波罗游记》不能丢。我来中国是做马可·波罗，不是来杀人的。”
然而，事实上，他们却不得不参与战争，并且杀了人： “我杀了一个人。他把右手微微举高，好像上面还沾着血。我把左胳膊打开，让他的脑袋放得舒服一点；我说，我也是。我肯定也杀了一个人，至少。我都能闻到空气里的火药味和血腥气。”
而在战斗的过程中，也在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认识着中国人： “这群手持简陋冷兵器的中国人，竟如此狂热，他们视死如归的进攻勇气让我们恐惧。在此后多次与义和团的正面战斗与侧面摩擦或观察中，我越发糊涂，看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勇猛又怯懦、精明又愚昧、真诚坦荡又虚伪投机、吃苦耐劳又溜奸耍滑、正大庄严又猥琐乖张、秉持公心又贪图私利、热情友爱又冷酷阴险、目力长远又狭隘短视，等等。这些优劣完全背反的品质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他们照单全收，却又和谐地熔于一炉，装进同一个身体里。”
大卫首先对发动战争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可是他们得罪我们了啊”
“如果哪一天他们在罗马得罪你了，或者在伦敦得罪我了，你再说这话我一定举双手赞成。”
小说中写了大量战争之后的场景，正是在看到如此多的惨状之后，他们的心态也从开始的天真变成了惭愧和悔恨： “见到每一具尸体我都绕着走，碰到那些残缺的肢体，我会觉得是我杀了他们。大卫认为我是劳累导致的幻觉，就像长达六个多小时的耳鸣。我不认为是幻觉，他们的死就是跟我们有关。如果一群高鼻深眼的家伙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到来，中国人会像落叶一样大片大片地死去么？但在战争中讨论死亡不合时宜，枪在响，炮在轰，厮杀的喊叫永不停息。”
马德福在参与战斗的最后一天，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伤害——变成了瘸子，而他的同伴则死在了战争中。
战争对于入侵者和受害者都是悲剧，马德福正是经历了自己的悲剧和同伴的结局，看到了天津百姓的惨状，才真正认识到战争的残忍。朋友大卫的回信更是深刻： “我也是罪恶的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痛恨自己。我们以文明之名，我们以正义之名，我们以尊严之名，我们以救援之名，又做了一回屠杀者和强盗。四十年前，伟大的作家雨果曾批评过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现在，历史又记下了一次抢掠：这一次，盗贼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两个，而是八个。连仁慈的传教士和优雅的外交官夫人都抢红了眼，他们成车成车地搜罗和运送中国的奇珍异宝……”
后记
《北上》读来，给我以宏大、沉重之感，而又十分耀眼，我认为这是一部兼具历史维度和文学深度的作品，其以雄健的笔墨寻回了历史的记忆，于是，运河上几个家族的百年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深度，其间有了关于起源与去处的疑问，有了关于兴盛与衰亡的探寻，有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有了关于情感与心灵的救赎。自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以来，《北上》似乎备受争议，我觉得，或许它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瑕不掩瑜，茅盾奖是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