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帝国统治有着非常高超的智慧政治，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古代中国的最终完成形态，最终完成形态就是说大清差不多是把中华帝国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都成功地整合进来了。对鸦片战争之前的大清的评价是基于古代中国的标准，那时大清还不是个现代政治体，不能用现代政治的标准来简单化地衡量大清。

游牧者的春天

进入公元15世纪之后，世界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期时代，但对游牧者来说，他们进入了政治上的春天。从西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往东，波斯帝国、印度帝国、大清帝国，都是在这一两百年里由游牧者主导建立的。大清入关，只不过是游牧者在欧亚大陆上普遍获得主导地位的一个案例，大陆上唯一的例外是西欧和北欧，那边的草原太远，游牧者没法深入进去。冷兵器时代的游牧者，不仅战斗力强大，纵横驰骋的空间尺度也大于定居者，大清入关之后，在大明的基础上大规模开疆拓土。大明对于东北的实际统治，只延伸到今天辽宁的中南部地区，到了明朝后期，帝国疆域更是大幅收缩，大约只相当于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的大宋，再加上大理国和小半个西夏的领土。

大清在1644年入关，自带了东北和内蒙的庞大领土，到1660年代，最终击败了南明政权的剩余力量，征服了整个中原。郑成功家族在台湾坚持与大清对抗，到1680年代也被征服了，接下来的历史主要就是跟准噶尔汗国的PK了。1690年代，大清第一次打败了准噶尔，把外蒙纳入帝国疆域。1720年代，再一次击败准噶尔，把雪域高原纳入帝国统治之下。到1750年代，经过又一次大规模战争，最终灭亡了准噶尔汗国，把整个西域纳入帝国。乾隆说西域史汉唐时期的帝国故土，现在重新回归，叫做故土新归，赐名“新疆”。此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接近于明朝末期的四倍。后来尽管晚清的时候又丢掉了不少，但剩下的领土仍然是明末领土的三倍左右，今天的中国继承的就是大清留下的疆土。可见在领土意义上，大清曾经诶中国攒下了多么厚的家底。

大清的多元帝国

大清征服的疆域极为庞大，治下的人口也极为复杂，没法用同一套办法吃遍天下，在不同的地方必须发展出不同的统治技术。大清在这个过程中把大辽开创的二元帝国治理技术，发展为多元治理技术。汉满蒙回藏这些次级区域，在大清内部各自起到了其他区域完全无法替代的作用。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些地方也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作为体系的中国，其内部整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是整个帝国最有钱的地方，所以这里主导着大清帝国的财政秩序，依靠这里的庞大财富，统治者可以把八旗的军事贵族都给赎买掉，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大清统治者在中原以皇帝的身份出现，这是儒家所赋予的身份。再看草原方向，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队是草原骑兵，所以满蒙地区的游牧者主导着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统治者在这里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只要有满蒙骑兵，就能控制中原。反过来，只要有中原，就能统御满蒙的军事贵族。

满蒙里的满，完全就是自己人，蒙的内部则很复杂。比如蒙古的科尔沁部，世世代代和满洲贵族通婚，康熙的奶奶孝庄太后就是科尔沁部的，这个部落早就被满洲皇室当作自己人了。此外还有内属蒙古，就是由大清皇帝派人直接统治的蒙古部落，这里不设置世袭的土著首领，也算半个自己人。再有外藩蒙古，算是作为藩属的蒙古部落，它们有自己的世袭土著首领，和大清皇室有点类似于合伙人的关系。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与后来的内蒙古、外蒙古有一部分重合，但不是一回事。对大清皇帝来说，外藩蒙古还是要加以某种控制的，以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历史重演。怎么控制呢？就要看外藩蒙古的战斗力基础是什么了。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支持不了大规模人口，所以它的战斗力不是靠人多，而是靠蒙古骑兵的高度机动性，一旦把这个机动性给控制住，外藩蒙古就不会构成威胁了。

大清有一个非常高超的办法，就是大力鼓励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俺答汗就推动过这件事情，大清把它继续推向深入。为什么这个会对大清有帮助呢？不仅是因为信了教的人有好生之德，不愿意喊打喊杀，更重要的原因是，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的信徒，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牧民是可以移动的，但是寺庙移动不了。信了教的蒙古游牧民，游牧半径就被寺庙给固定下来了，就进入某种准定居状态，高度的机动性没有了，对大清就不构成威胁了。康熙曾经说过“一座寺庙胜十万兵”，这是实打实地胜过十万兵。但是皇帝还得找办法再对藏区形成一种有效的统治，避免蒙和藏联起手来。大清统治者除了皇帝和大汗之外，还有第三个身份，那就是文殊菩萨转世，在藏传佛教里获得了一个特别高的地位。皇帝凭这身份，对藏传佛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控制力，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在特殊意义上提供了帝国的精神秩序。

西域地区，则是主导着整个帝国所需要的安全战略空间，因为外蒙与新疆、尤其是北疆，在军事地理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所以清末忠臣左宗棠要收复被中亚冒险家阿古柏所割据的新疆时，就上书朝廷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也就是说，如果新疆没了，蒙古就悬了，如果蒙古没了，那北京可就悬了，大清也就完了。汉满蒙回藏这些地方，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它们共同构造了一部作为体系的中国史。直到大清才把这些地方全都纳入到同一个帝国之中，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每个亚区域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满蒙回藏的人数少，但在帝国内部的权重并不低，汉族人数多，但权重并不会更高。所有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作为体系的中国，到这时才完整地获得其政治统一性，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前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为这种政治统一性做的准备。

大清帝国的中介性因素

大清帝国的治理技艺之高超，还体现在它善于寻找到各种中介性因素，作为帝国治理的依靠力量。比如台湾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清朝时期，台湾的人口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从东南沿海迁徙过去的汉人，一类是当地已经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熟番，还有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生番。所以大清统治的依靠力量是熟番，汉人和生番之间的中介性要素。为什么帝国一定要找到中介性要素呢？原因在于中介性要素有着一种跨界性的身份，它与两边有相似之处，两边对它都会有所认可，但它与两边也都有不同之处，两边也都会对它有所排斥。于是中介性要素要想获得比较好的地位，便只能依赖于朝廷的支持。在朝廷这边来看，中介性要素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别无选择，只能对朝廷保持高度忠诚，所以是可信赖的。而另外两边的任何一边如果反抗朝廷的统治，朝廷都可以联合起中介性要素与另一边，来压制反抗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关系，统治就更稳定。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在大清治理各个地方的时候都能看到。

比如，在蒙古地区，用皇帝直接统治的内属蒙古，作为满洲与外藩蒙古之间的中介性要素。再比如，大清通过藏传佛教来统御蒙古，却又规定，蒙古的两个大活佛，必须从藏族地区转世，而不得在蒙古地区转世，以这两大活佛系统作为藏与蒙的中介性要素。还比如，对新疆的统治，在南疆地区是依靠当地传统的头人制度，叫做伯克制。大清允许当地穆斯林都保留过去的着装习惯，也不用剃头梳辫子，但是土著头人——伯克，做得好朝廷就给他剃头梳辫子的权力。在内地，梳辫子是义务，到了新疆反倒成了恩典。为了得到恩典，伯克就会努力干活，等到他梳起辫子，也就成了当地穆斯林和北京之间的中介性要素。从整个帝国的层面上来看，大清以汉文化水准已经很高的满洲为中介，把蒙古和中原联系起来了。又以蒙古为中介，把雪域高原以及西域新疆与整个帝国联系起来了。而在这样一种帝国结构下，大清皇帝也不再是满洲人的皇帝，只要他固守这个身份，就无法通知这个庞大帝国。大清皇帝成为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天下共主，以皇帝的多重身份凝聚于一身为基础，而把整个帝国统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