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的拇指在漱口杯沿磨到第三十二次时，半透明的塑料边已经把指腹硌出一道白印。走廊尽头的铁门忽然发出钝重的轰响，墙灰簌簌落在他灰布帽的檐上，给那顶磨得起球的帽子又添了道浅灰色的凹痕。他指尖顿了顿，那道白印又深了半分。
九十年代的监狱墙皮剥落，墙角张着豁口，铁栅被无数手掌磨出亮银的痕，走廊顶灯的厚尘里缺了块飞虫撞出的圆印，光线从那圆印里漏下来，在他帽檐上投了个晃荡的光斑。
厕所的冲水阀坏了八个月，铜芯早被撬去换了烟，摁下去再也弹不上来，细水流在水泥台面上冲出道弯弯曲曲的浅沟。每次有人接水，都得用块发臭的破布塞住缝。那块布是老温塞的，谁接完水谁塞回去，塞了两年。水流砸在池底的哒哒声是这层楼永远的背景音，混着走廊里管教的皮靴声。
风从铁窗栅缝钻进来，裹着深秋的寒气，把墙上挂历的铜环吹得叮铃乱响。七月那页上圈住的日期被潮气洇开一圈淡红的印子。这挂历是去年的旧款，少了头三个月的纸页，是管教从办公室垃圾桶里翻出来的，背面还印着没擦干净的考勤表，铅笔写的名字被橡皮擦得发毛。
后槽牙缺了的那处又开始泛酸，高血压的钝痛在太阳穴上一下下敲。白头发从灰布帽檐底下钻出来，沾着细碎的墙灰，他抬手去拂，指腹蹭过粗糙的发丝。
这只杯子是入狱那天统一发的，乳白色半透明塑料，杯沿的豁口是第一年和人起争执时撞出来的。那只骨瓷茶杯他没能带进来，兜里的东西也一样：钥匙、手表、皮带扣，编号封口，存在保管室。他领到的只有这只杯子和一套灰布衣裳。
刚进来那半年他总在夜里摸着这道豁口醒过来，枕头边全是冷汗。塑料杯被他攥得发暖，可指尖还是凉的。
放风场的铁丝网被风刮得变了形，歪歪扭扭豁出个巴掌大的洞，麻雀总钻进来啄地上的饭粒，管教看见了也不管。有个愣头青试着往那洞钻，半个肩膀卡进去磨得血肉模糊，被拽出来时肩膀上的血印子深得见骨。
食堂的馒头每次蒸出来都缺个角，大师傅说面发的时候就有气，蒸出来自然带凹痕。直到后来有人在缺角的馒头里吃到过半截指甲盖，那指甲盖还带着洗不掉的面粉白，扔在水泥地上，滚了两圈停在他脚边。
夜里监室的日光灯总闪，镇流器嗡嗡地响，灯管一头少了截钨丝，亮三分钟暗半分钟。大家都习惯了在明暗交替里数：亮的时候数瓷砖缝，暗的时候摸自己身上的旧伤疤。
上次监狱组织看警示教育片，投影幕布右上角少了巴掌大一块，是之前有人打架扔热水壶砸的，正好遮掉了片子里官员受贿金额的数字。管教拿马克笔在缺了的幕布边框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零。大家哄堂大笑，他也跟着笑。
三年前他还坐在二十楼的大班台后面，办公桌上永远摆着骨瓷茶杯，泡着明前的龙井，茶烟顺着杯口往上飘。有人敲门进来递信封，有人弯着腰给他点烟，连走廊里的脚步声都放得极轻。
采购报表上被涂改的数字，承包商递过来的购物卡，底下人汇报工作时躲躲闪闪的眼神，他全当看不见。他总攥着这把铜钥匙转，指腹蹭过磨圆的齿痕。
后来他开始整夜整夜失眠，靠在大班椅上摸骨瓷茶杯的杯口。那时候办公室的窗台上摆着一盆太阳花，是楼下打扫卫生的张阿姨送的。他嫌那花太俗，总让秘书挪到角落去。后来他失手把骨瓷杯扫到地上，滚烫的茶水泼了半盆在花上，第二天花就蔫了，秘书随手扔去了垃圾桶。
第一次减刑公示贴出来的那天，同室的人都凑过来拍他的肩膀。
“K，六个月。”
他没回头。
“出去打算干啥？”
他还是没回头。
“问你话呢。”老温说。
老温站了一会儿，自己走开了。他攥着那只漱口杯，指节捏得发白，指甲嵌进掌心里，掐出一道月牙似的印子。公示栏上他的名字旁边写着“减刑六个月”，红墨水印得纸都透了。
他想起最后那天，办公室的挂历上他用红笔狠狠圈了当天的日期，笔尖把纸都划破了。三百万的工程款支票压在砚台底下，去三亚的机票揣在衬衣内袋里。钥匙刚插进保险柜锁孔，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一下一下，踩得地板发颤。
他手一慌，胳膊扫过桌角，骨瓷茶杯“哐当”一声砸在地上，碎成好几片，滚烫的茶水泼在手背上，烫出一道浅红的疤。他钉在原地，连动都没敢动。敲门声三声，不轻不重。
入狱那天，他攥着那道烫伤的疤，领到了这只塑料漱口杯。
他在监室的硬板床上躺了三年，总盯着铁窗的栅缝发呆。
直到今天管教站在门口喊他的名字：
“K，家属会见。”
他把漱口杯揣进怀里，走到会见室的玻璃前。站在对面的老母亲头发全白成了霜，手里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
母亲把布包贴在玻璃上，里面包着半瓶降压药，是他当年出门前落在玄关柜上的，瓶身上贴着便签，歪歪扭扭写着“早饭后吃，一次两片”，是母亲的字。药瓶旁边裹着一双新纳的千层底布鞋，鞋面上用深蓝线绣了一朵小小的莲花，线头藏在鞋帮内侧，摸起来平平整整的。
话筒是扁的，声音从网罩里出来，像隔了一层布。她耳朵背，一句话要说两遍。
“妈。”
“哎。你说。”
“药带了。”
“我看见了。”她说，“你吃。”
“吃。”
“一天几片。”
“两片。”
“早饭后吃的？”
“早饭后。”
“别糊弄我。”她说，“瓶里剩多少，我数过。”
他没说话。玻璃上有层哈气，他把手指贴上去，哈气化开一小块，露出对面母亲的脸。她比上次瘦，颧骨上一层松皮。
看见她，他想起上一次会见结束：走廊拐角，她背对着玻璃，肩膀一耸一耸，手绢捂着脸，指缝里露着半块凉透的桂花糕，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抹了抹脸往大门走。
她把布包又往玻璃上贴了贴，贴得很慢，手掌整个压上去，压得指节发白。
“出去打算干啥？”
没等他答，她自己接了下去。
“回家住。屋子我收拾出来了，朝南那间，太阳好。”
“嗯。”
“被子晒过了。”
“嗯。”
“你那盆花，”她说，“我阳台上也种了一盆。”
他愣了一下。
“太阳花。”她说，“你说过一次，我就记住了。”
他没说话。
“时间到了。”
母亲“哎”了一声，手忙脚乱地把布包往玻璃上又贴了一下，才松手。
母亲隔着厚厚的玻璃抬起手，指尖点一点他怀里鼓出来的杯子轮廓，嘴唇慢慢开合。
那些话没有透过话筒传过来。二十岁，供销社，乳白色塑料杯，磕碰无妨，盛得住水就好。
他低头看向杯口那道磨了三年的豁口。掌心是空的。
走回监室的路上，风又从铁窗钻进来，吹得窗台上那盆太阳花的嫩叶子轻轻晃。那是他上个月从放风场墙根底下挖回来的，种在剪开的矿泉水瓶里，冒出了小小的嫩黄花骨朵。
出狱那天是个大晴天。窗台上那盆太阳花他没动，花骨朵还没开。K把漱口杯用旧毛巾裹好，塞进布包最里面的夹层，身上那件夹克也是母亲带来的，布包里还装着那半瓶降压药。管教把身份证和释放证明递给他，还有那个封了三年的塑料袋，编号还贴在封口上，里头是钥匙、手表、皮带扣。管教又多塞了袋橘子：
“出去了好好的，别再回来。”
他对着管教鞠了个躬。
经过院子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公示栏，只看了老温那一行。加刑三个月。老温比他早进来四年，报过两回减刑，头一回撤了，第二回也撤了。第二回撤的时候，没人告诉他为什么。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老母亲站在马路对面，手里拎着掉了漆的铝制保温桶，看见他就抬起胳膊晃了晃。她脚边放着个半旧的竹篮子，篮沿露着半块蓝布帕子。
他走过去，叫了一声妈。母亲应了一声，眼睛先落在他手里的杯子上，停了两秒，才抬起来看他的脸。
保温桶的盖子掀开，热气裹着小米粥的香扑在脸上，米油厚得能挂在桶边。他摸出那只漱口杯，有豁口的一侧对着自己，母亲把热粥慢慢倒进去，停在杯沿底下一指的地方，就停了手。
“鞋合脚吗。”
他低头看了看脚上的千层底。
“合脚。”
“我量了两回。”
“合脚。”
他把那把铜钥匙从塑料袋里掏出来，弯腰轻轻放在了路边的青石板墩上。风一吹，钥匙滚了半圈，滚下路牙，卡在排水沟的铁篦子上。他看了一眼，没去捡。
他把漱口杯换到左手。右手空着。
他站直身子，脚底下的千层底贴着柏油路面。他没有回头。
走到楼下，他伸手往裤兜里摸钥匙。摸了个空，又摸了一遍，才想起来这扇门不用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