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法律上的相对完善，西方比东方更注重遗嘱，遗嘱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后的愿望，因此大多数遗嘱都是令人开心的，但有趣的也不少。
1856年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妻子，条件是她得再觅良缘。对于这个奇怪的条件，海涅的理由是:“
至少有一个人会因为我的死感到后悔”。这是什么意思，是他的妻子很难找人么？但结果是他妻子很快很愉快的拿到了他的遗产，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不知道是谁后悔呢？而他最后的遗言是:“上帝原谅我…不关我的事。”
1928年查尔斯·米勒留下50多万美元现金及其他遗产，以考察在金钱面前的众生相。他最大一笔遗产是50万美金（有的记录为75万），查尔斯·米勒把它们留给籍贯为加拿大多伦多的任何女人，条件是“在我死后10年里，生孩子最多者。”结果多伦多引发了一场生育大竞赛，有力的刺激了地方经济。虽然这个冲刺过程是相当的刺激，但这笔钱最后还是套住了4位母亲，她们每人都在10年里生了9个孩子，于是4位母亲平分了这笔奖金。(还有两位母亲违规，只拿到了象征性的补偿金。)
1955年阿根廷人胡安·波特马奇把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赠送给当地的剧院，条件是在上演《哈姆雷特》时用他的头骨做道具。他比柴科夫斯基要幸运的多，因为这位俄国著名的作曲家，一生都期望成为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却为自己缺乏演员的才干痛心不已，临终之前留下遗嘱，要人在他死后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制成骷髅，做《哈姆雷特》一剧的道具，“这样，也算我在死后演上莎士比亚的戏了。”如是痴情，世所罕见，但还是未能如愿，不如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阿根廷人。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哈姆雷特》的一张著名海报就叫做《拿着骷髅的男孩》。
1972年英国人哈罗德·韦斯特相信世间有吸血鬼的存在，于是留下遗言:“请医生用一根钢针刺穿我的心脏，以确定我是否彻底死去。”
1975年英国人爱德华·霍利立下遗嘱，其最后心愿是要求律师把一个柠檬分成两半，一半送给税务官，另一半送给税收员，再为两人捎上同一句话:“狠狠地挤吧，现在，开始！”
1983年英国人托尼·格里比尔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放在煮蛋器里，以便“死后可以继续享用”。
相比之下，东方的遗嘱大都没有那么有趣，相反都有些悲壮吧。比如鲁迅先生的遗嘱是独特的，七条遗嘱条理分明，像写命题作文一样，一如他特有的冷峻、孤独、绝望和悲凉，一种直面人生以及死亡的彻骨寒意，特别最后一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