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萍家来了台湾亲戚，早读后的休息时间这消息在班上炸开了锅。
大家围成一圈，易萍正绘声绘色地讲述昨天她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挤成一堆的同学一边听一边啧啧称奇，满脸的艳羡，一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傻丫头居然惊得张大了嘴。
我俩是同桌，听得最真切。来的亲戚是她的小叔公，16岁被抓壮丁就断了音信，一直不知是死是活，这次带老婆回来探亲，易萍的奶奶才见到阔别四十年的小儿子，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
易萍说小叔公是个资本家，办厂赚了很多钱，娶了两个老婆，这次带回来的是大老婆。他们和电视里的港商一样神气，男的西装领带一丝白头发都没有，女的穿旗袍涂脂抹粉珠光宝气。
他们租了辆面包车，满满一车的东西，光日本进口大彩电就有五台。找了个带路的人一直开到易萍家门口，竟然送他一枚金戒指作为感谢。
天哪！我艰难地咽了咽口水，想起自己家那台才买不久的14寸飞跃牌黑白电视机，以及之前去邻居家蹭电视看的尴尬。这时的易萍如众星捧月，光彩照人得像个公主，我承认我羡慕她，而且有点嫉妒。为什么我家没有一门台湾亲戚忽然带回来大彩电？或者哪怕那个带路的人是我也好呀，说不定因为是易萍同学的缘故，她小叔公也送我一台日立牌大彩电，反正他带了好几台呢。
后来，镇上关于回乡探亲的台湾老兵的故事慢慢多了起来，常常听父亲和邻居们聊到，我尤其感兴趣，总是竖着耳朵听得津津有味。
无一例外，每个老兵都带回一大堆的礼物。吃的、穿的、用的，新颖别致，易萍穿的好看的连衣裙，她还给我尝过可以干吃的方便面，至于大彩电、录音机、各种金首饰，更是我们这种家庭节衣缩食几年才能添置的大件。听说老家有个村子回来位老兵，估计发了大财，包了几辆车给每家每户发礼物。临走的时候全村人手一个大红包，又捐出一大笔钱给县政府，用于修好到村上的公路，说他以后会常回来。
台湾女人很大年纪还涂口红穿裙子和高跟鞋，身上总是很香，有点像电影里的女特务，但是大家都觉得好看，镇上的裁缝铺开始学做那些款式的裙子。有的台湾女人大冷天都要每天洗头洗澡，只能去住县政府招待所，不爱洗澡的我很奇怪她们怎么不会洗脱皮。他们上厕所用自己带来的卫生纸，一卷卷的又白又软，不像我们连粗糙掉屑的草纸都不舍得多用，有时干脆用旧报纸和作业本。
而我亲眼见过的第一位台湾老兵是住马路对面的陈叔叔的大伯。
这位老伯是一个人回来的，那天傍晚寻到陈叔叔家，行李不多只有一个箱子。他没有结过婚，靠退休金生活，据说积蓄也有好多万，在我们眼里已是天文数字。
陈叔叔家只有两间平房，而且不带卫生间，生活挺不方便的，有时候早晨能碰上台湾老兵也来倒痰盂。正值夏天，傍晚时陈老伯会搬一把竹交椅坐在平房外的空地上乘凉，那儿有暗褐湿润的泥土。他说多年来都住高楼，还是这样接地气，一直渴望住上楼房的我们难以理解这句话。
陈老伯个子不高，白胖敦厚，常穿一件白色圆领汗衫，黑色宽大长裤，走起路来大裤脚像灌满了风，飘飘荡荡。起初周边的大人们都会围过去听他讲当年如何去的海峡那边，以及现在台湾的光怪陆离。后来故事听得差不多大人们来得少了，轮到我们小孩子有机会坐近，老伯也会摇着蒲扇，用软软的台湾腔说那个遥远而神秘岛屿上的新奇。
老伯说台湾人夏天用冷气机，比电扇凉快多了，睡觉要盖被子，连蚊子都不咬人。他们那儿有一种很薄的透明的塑料袋，可以直接装煮好的汤圆提回家，一滴水都不会漏出来。
大伯一住就是几个月，陈家阿姨很贤惠，每天都给做各种好吃的。后来听说大伯不想回台湾了，拿出一笔钱让陈叔叔给找个房子，离他这儿近点就行，就定居在七岭镇了。
我幻想着自己家哪天也掉下个台湾亲戚，历尽千辛万苦衣锦荣归。可家里所有亲戚都在本地，那段时间极不甘心的我总缠着父亲和母亲，让他们再想想有没有漏掉哪个。
父亲还真想起一个，母亲的舅舅，我该叫舅外公的，也是解放前抓丁去台湾后杳无音讯。父亲代外婆写了封信给有关部门，希望能联系上，我每天都追着父亲问回信的消息。后来终于等到了回复，说是过去的第二年就病故了，也没有成过家留下子嗣。
在台湾，找不到一个和我家有血缘关系的人，我的有个富亲戚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打过仗的父亲在台湾老兵面前却不输一点气势，他说那都是手下败将。巧的很，金门炮战时陈老伯正是对岸的兵，于是父亲更加时时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虽然他的老头衫破了好几个洞，脚下的塑料凉鞋刚补好开裂的底。
2013年陪父亲去台湾，在荣军疗养院见到许多耄耋之年的孤独的陆籍老兵，白发苍苍，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他们从十几二十岁来到这里，并没有被本土台湾人真正接纳过，一生孤苦无依，遥望故土终不得回。
老人们向我们的观光车开心地挥手，导游说他们看到大陆游客会感觉亲切。我想起那位陈老伯，能回归故里的他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