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境教育的中文世界中，有位名为卢卡斯的英国环境教育专家和他提出的环境教育模式。这一“卢卡斯模式”被写为，环境教育=关于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的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
我偶然从一篇书评中，评书人Arthur M. Lucas提到自己1972博士论文有关环境教育的分析，二十年间被简化为“为了环境的教育”一句口号。那是“卢卡斯”本尊啊。
经过一番搜索后，大致还原出Arthur Lucas和他的环境教育研究始末。
卢卡斯是谁？
Arthur Lucas澳大利亚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于1980年迁居英国。
他具有动物学和遗传学与教育学的本科背景，维州高中教授科学和生物的经历，参与开发过第一版“生物：生命之网”课程，1967年加入弗林德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1972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学教育博士学位。1973年回到澳洲，创建Warrnambool高等教育学院（迪肯大学Warrnambool校区前身）的教育研究组，去弗林德斯大学教育学院工作（Gough, 1994）。
1980年，他搬去伦敦，最初在切尔西学院（后并入国王学院）担任科学课程研究教授，之后是1988年负责切尔西校区的助理校长，1989年任国王学院教育学院院长，1991年任负责学术规划的副校长，1993至2003为第18任国王学院校长。因其在高等教育的贡献2002年受英女王册封，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 for Principal, 2002）。
偶然涉足环境教育
Lucas觉得他对环境教育的兴趣与研究，源自一系列的巧合，是“意外事件”。
他自认为对环境教育的兴趣多半始于研究昆虫种群遗传学时，“大量阅读Paul Ehrlich在种群遗传学的工作和其他工作，如《人口爆炸》一书”。1970年，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赴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科学教育博士学位。同时，受雇于ERIC数据库，负责提取生物学和环境教育的研究。这意味着“有人付钱让你阅读那些你为了博士研究应该读的论文”，所以某种程度上，Lucas很自然地将研究注意转向环境教育。他把研究重点放在环境教育的争论，环境教育的本质，试图理解环境教育的意涵（Gough, 1994）。
提出环境教育分类模型
1972年博士论文“环境与环境教育：概念问题和课程启示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ceptual Issues and Curriculum Implications”（Lucas, 1972），后于1979年修改出版，Lucas建立了一个模型，确定了三个独立的环境教育类别。他并不是想给出“环境”和“环境教育”的规范性定义，而是试图通过反映1970年代初期这些术语的用法，从中提取出对确定术语适用于特定案例的一般性原则及解释。因此，他把环境教育描述为三类：关于环境的教育（about），为了环境的教育（for），在环境中的教育（in）。任一两者或三者的组合也是合理的。
“关于环境的教育”和“为了环境的教育”的区别在于目标，而“在环境中的教育”是教学技术。“关于环境的教育”旨在培养有知识的个人，而“为了环境的教育”的教育目标是协助保护或改善环境。他认为如果能将环境教育项目按此分类，则可减少使用中可能的理解歧义。
在澳洲环境教育界，Lucas的环境教育分类模型很快占据主流话语权。在不注明初始来源下使用它，并一直沿用这一做法。Annette以1990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州环境教育政策为例，在定义环境教育时，均使用并强调了“在环境中”、“关于环境”和“为了环境”字眼。澳洲学者Russell Linke还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修改，只有“为了环境的教育”或任何包含此的教育，才算是“环境教育”（Gough, 1994）。
博士论文之后
之后，Lucas的研究侧重于科学教育，为此涉及环境教育的研究文章是关于环境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
Lucas将自己视为批评家，“而非环境教育潮流的辩护人”，Annette认为“重要的朋友”是更好的描述词。纵观Lucas为环境教育所写的文章，是出于提出环境教育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1980年，Lucas撰文表达过“太多的科学教育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的学科（指科学教育）是环境教育的载体”的关切（1980a），当谈及科学教育在环境教育中的作用时，强调存在“概念问题”、“课程设计困难”和“将态度视为教育目标将产生的问题”，呼吁科学教育工作者关注教育领域之外的相关研究和实践（1980b）。
据Annette 1991年对Lucas的采访（Gough, 1994），尽管他不直接涉足环境教育有段时间了，但是他还保持研究兴趣，他的想法也有所改变。在那次采访中，Lucas认为“当前环境教育的作用不是创造真实的行为变化，而是提供理解强制行为改变的背景”。他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前述的一些环境教育政策文件中。
结语
Lucas在他写的一篇书评中，谈到他的博士论文被缩减为一句口号——“为了环境的教育”，以及观察到可持续发展教育也遭遇同样的情况。不同于典型的政策背景，环境问题或是可持续性问题很难靠特定的一剂良方，个人或政府的某一干预行动去化解。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为了环境的教育”受到了观点的挑战，“为永续的教育”出现同样受到争论（见Tilbury, 1995）。北美学者Bob Jickling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批评和反对“为了环境的教育”，曾撰书“为了环境的教育”和推动“为永续的教育”的澳洲学者John Fien 对此予以回应（Jickling, 1997, Jickling & Spork, 1998, Jickling, 2003, Fien, 2000）。另一位澳洲学者Glyn Thomas（2005）给出了实践“为了环境的教育”的方法。
正如台湾学者王顺美（2004）整理1985至2000年间环境教育争辩对话所写，“相信环境教育领域像这样的对话会持续下去，虽然这当中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但可以让环境教育从多个角度去思考，让环境教育的论述更为健康且完备”。我也希望通过还原Arthur Lucas与他的环境教育分类始末，提供不同于以往的中文描述，重新思考的视角。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