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评思】
先思：人天性向往自由，确保人民的权益应是社会建制的基础。所以若只靠干涩的公文和法律，虽有强大的约束力，但难以深入人心。所以需要礼仪德行的感召，让人们欣然接受并且主动避免。
怀瑾说：“道”，通“导”，领导。用政体法制领导，总有人逃避处罚而洋洋自得。而用礼仪教化，提升民众的道德修养，行己有耻，也达到了原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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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说：“道”，通“导”，领导。“之”，指“民”。“免”，试图免于刑罚。居高临下的发布政令效果不能深入人心，于是用刑罚惩处让民众畏惧，然而他们内心终究缺乏感化。用自己的思想行为切身带动人群，感召人们践行品节仪制。“格”，正义，又说规格、标准，二意相通。即，人们故而有知耻心，向道义的标准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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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说：“道”，通“导”，领导。“政”，法令。“齐”，统一，有不从者，用刑罚迫使统一。于是人找各种方式免除刑罚，却不羞耻。这么做虽然可以控制败坏，却不能根除。“礼”，礼制。“格”，追求。躬身以言行率领，激起民众的认识，然后用礼教统一，则因为不善而羞耻并努力追求良善。又说，“格”，端正。品德是礼制的根本，而礼制是治理的核心，政令刑罚不过是工具。礼制让人们日趋良善，法令让人们远离罪恶，皆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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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相同点：独用政法刑律，总会激起逆反之心，想方设法的避免处罚却而没有愧疚。而有了礼仪教化来感召民众，才能激发他们的善心，努力追求良善。
不同点：
1.“道之以德”：钱穆和朱熹还提到领导的以身作则，这是南怀瑾没有提及的。
2.法令与礼教：朱熹同时强调了法令作为工具亦有重要性。而钱穆则更多关注了礼教中平等待人，注重内在思品的性质。南怀瑾简短略过，几乎没提及。
后评：法制固然重要，品德却更为根本。专用法令管理，便会有人拿起法律做武器，谋夺利益给自己。他们挑选有利的说辞对别人步步紧逼，或对自己连连辩解，洋洋自得于自己的聪明才智。改用道德感召，礼教统一，并借助榜样巨大的带动作用，使人们的观念和认知得到改变，于是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不过人各有异，“有萝卜有棒槌，则更有动力前进”的确是颇为形象的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