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的气质，乃是透过它的技术表层，揭示它的内涵气韵，或言灵魂。这是明式家具之所以居于世界艺术宝库的力量所在。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乃是明式家具的灵魂，是明式家具之所以被称为“明式”，之所以享誉世界，之所以被中外专家倾心、研究，成为独立学科之根本所在。
明式家具的文人风格的形成，确有着她独特的社会背景、地域条件，以及一大群文人参与的结果。
这样说并非要否定工匠的智慧，明式家具的成就离不开明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明式家具的成就是文人智慧与工匠技艺的结合产物是勿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今天研究明式家具的审美价值时，就不能否定其主导因素不是技艺，而是她的风格内涵，内在气韵，或言气质。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其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
就社会环境说，明太祖朱元璋结束了元末蒙汉地主武装的混战，于1368年建立了统一的政权。
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解放了元朝手工业奴隶为良民，使他们独立经营，对手工业工匠实行住坐（从民间征集工匠来京为皇家生产，每月服役10天）和轮班（各地工匠每三年来京服役三个月）制，工匠有了一点个人的营业自由。
这对当时的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极为发达，原有城市更加繁荣，新的城市勃勃兴起，除皇亲贵戚外，城市里的富商巨贾们也争相修建私宅和园林。
可想而知，家具业也必应运而起随之兴旺起来。这政治上的稳定和工商业、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乃为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我们从现在流传的明代文人书札、文集和诗书、绘画中还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热衷于家具的研究和亲自参与家具设计者是大有人在，也是历代所不及的。
他们对家具的形制、尺寸、材料、工艺、装饰以及家具的审美标准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更有明代文人画家自行设计家具并绘留后世者。
明代文人撰写家具方面的论著，其人之多，涉猎问题之广，也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拟的。
这便是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文化因素，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气质的由来。
一、文人审美情趣对家具的影晌作用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和收藏家、鉴赏家等等文化人，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
如：曹明仲著有《格古要论》、文震亨著有《长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笺》、屠隆著有《考盘余事》和《游具雅编》、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王析、王思义著有《三才图绘》、戈汕著有《蝶几图》等等。
以上这些家具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与《鲁班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
强调“雅”，宣扬提倡家具的“古雅风”，具体讲就是“古朴”和“精丽”两个主要标准。
“古朴”就是崇尚远古人的质朴之风，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如《长物志》论及方桌时说：
“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以供展玩书画”。
在论及榻时又说：
“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在家具用材方面，提倡木材纹理的自然美者也屡见不鲜，如《格古要论》说：“紫檀，性坚，有蟹爪纹……”。“花梨木……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
《博物要览》中有“香楠木微紫，而清香纹美，金丝者出山峒中，木纹有金丝，向明视之的烁可爱，楠木之至美者，向阳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家具的审美要求是“古朴’、“古雅”、“奇古”、“古制”等等，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风范的典型表现。
这一审美观点，从明式家具珍品中，亦可得到一一印证。
我们看现存的明式家具珍品，不论是桌案椅凳，还是箱橱床榻，都突出地表现为造型简练，不为装饰而装饰，充分显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质朴特点。
这些特点的形成，是与文人提倡“古朴”“古雅”的审美观有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明式家具的简练质朴风格是浸润着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的。
“雅丽”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体态的秀丽，这一点在明代文人的论著中处处可见。
《长物志》说：
“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
“床，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还有以柏木琢细如竹者，甚精，宜闺阁及小斋中”。
这些“精丽”与“精雅’的要求，我们从明式家具挺拔的线条与秀丽的体态，以及它那无一显露斧斤之拙的严密卯禅结构中，都能明显看到。
这“精丽”之中，饱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文人审美情趣的紧密结合。当我们细细体味那一件件文人与工匠浑成的珍品时，明显嗅到那阵阵潇洒清秀的书卷气。
二、文人的所好所用对家具的影晌作用
大批的文人论著中告诉我们，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品种与形制等等方面的发展。
他们出于文人的特殊爱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设计与倡导了众多的新巧家具，丰富了家具的品种和形制。如：
“以置尊彝之属”的台几（《长物志》）
“书室中香几”（《遵生八笺》）
“置熏炉、香合、书卷”的靠几（《遵生八笺》）
“如画上者”“人清斋”的藤墩（《遵生八笺》）
“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的叠桌（《游具雅编》）
在论及书橱时，《长物志》说：
“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小橱……以置铜玉小器为宜”。
对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长物志》说到几榻：
“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衎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耸，何施不可。”
《遵生八笺》里用藤竹所编的“欹床”，强调不要用太重的板材，要适于童子抬，床上置靠背，“如醉卧仰观书并花下卧赏。”
这是何等的消闲安逸，一副十足的雅士气派。
《考盘余事》里用木材和湘竹两种材质制作的榻：
“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
《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就更不一般了，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用，而且“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这又是何等的悠然自得。
更有抚琴高手设计了符合共鸣音响原理的琴台与琴桌。《长物志》说：
“以河南郑州所造古郭公砖，上有方胜及象眼花者，以作琴台，取其中空发响……坐用胡床，两手更便运动……”
《格古要论》的“琴桌，桌面用郭公砖最佳……，尝见郭公砖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纹……此砖驾琴抚之，有清声冷冷可爱”。
以上可见，这些文人雅士，出于嗜爱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书画之所用，对十家具的品种、形制，用材以及特殊功能……都作了深人研究，无怪乎！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当是名之有据了。
三、文人诗画墨宝与家具的结合
明代以前的家具，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商周时作为等级象征的礼器、祭器除外），而到了明代，家具在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更增强了观赏价值。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线条、用材、装饰等浑然一体的质朴典雅之美，更有文人将书画艺术嵌人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绩。
家具上刻绘当代文化名人的诗画墨宝，可说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这些文人书画与家具的合作，增强了家具的观赏水平，提高了家具的艺术价值。
可以说，历来以“重文轻技”的文化史，至明代便有了这稍微的改变。
在现存的珍品中，有祝枝山、文徵明两位名家书写诗文于椅背上的两把官帽椅。
一把在条板上镌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一段文字，从“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直到“暂得于已，快然自足”约百字。落款为“丙戊十月望日书，枝山樵人祝允明”。下有两方印，一曰祝允明印，一曰希哲。
另一把的条板上文徵明书有：“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煮苦茗吸之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笔迹画卷纵观之’。落款为“徵明”，下用两方印，一日文徵明印，一曰衡山。
还有在椅背上作书的周天球与祝枝山、文徵明，皆是明代的文化名人。
周是大书法家，祝是大文学家兼书法家，文乃是书画家，祝、文与唐寅、徐祯卿在当时是有名的“吴中四子’或“吴中四才子”。
这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倾心家具，将自己的书法刻于家具之上，视家具为抒怀的园地，以充清赏珍玩，可想家具的艺术价值怎能不身价十倍呢？
这些文化名人的书画与家具相结合，对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成以及艺术价值的提高，都是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作用。
四、文人参与家具设计
以上所谈的《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长物志》、《格古要论》中的琴台、琴桌等，都可以说是文人的设计，更具代表性的乃是唐寅在临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所展示出的家具设计才华。
古来凡临前人画卷，大都是一招一式忠于原作，因此古代鉴赏收藏绘画的人，对临本是同原作一样重视的，认为“不失神采笔纵”、“所宜宝之”。
而唐寅所临的《韩熙载夜宴图》可谓锦上添花之作，在忠于体现原作主题的前提下，又以自己的才智进行了再创造，作了不同处理，增强了原作的艺术魅力。
唐寅临本，首先对原作的段落作了较大的改动，在每幅画中又增绘了许多家具。唐寅在临本《韩熙载夜宴图》的再创造中，表现出对家具设计的非凡才能。
除增绘的家具以外，唐寅对原作的家具，也以个人的审美趣味进行了局部修改。他能在一幅画卷上，除临原作二十多件家具外，又增绘了二十多件家具，这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
从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清楚而又具体地看到了明代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的事实。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回到那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尤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城市，那里是一个萦荣的经济、文化中心，楼台殿阁，水榭园林比比皆是。
工商、手工业异常发达。街市整洁，作坊林立，商品百富，市场繁华。家具产品的种类繁多，紫檀、花梨等木材，在工匠手里变成一件件古朴奇巧的家具，一些被皇亲贵戚、地主富商们争相选购，一些运往全国各地。
而家具的受宠又激起了文人的热衷，推动了工匠的技艺。在文人荟萃的江南，一大群得志或失意的知识分子，在诗兴酒浓之余，醉心于家具，对其品种、式样、装饰、功能等等方面切磋琢磨，使得明代家具得以大发展，以至成为我国家具发展史上的高峰。同时孕育成熟了家具的独特时代风格——文人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