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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恰好赶上九年义务教育的春风，村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统统被“吹”进了村子里的小学，俗称“村小”。
那时候，老师真敢教，成天扯着跑调的普通话，耐心教着语文和数学（其它的课一律没有），嗓门一直越过残损的窗户，传到村口，比一天三次的广播还好使。赶上谁完成不了布置的课程，动辄竹板炒肉，偶尔桌子板凳上手。
那时候，家长真敢放手，毕竟经历过“万盘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艰苦岁月，能让夫子教书育人，得多大的荣幸。穷到根子里的乡下人，把孩子圈养到学校，指望出他个“山窝窝的金凤凰“。从交到老师手上的那一刻，说得最多的话怕是“老师帮我好好管，不听话就给我整”。
那时候，学生真不是那么上进，上学迟到早退开小差家常便饭，请假逃学借口一抓一大把，农忙的时候更是把家里弟弟妹妹带上，学习家务“两不误”。
三年级的时候，同班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八九岁。加之温饱的影响，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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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才两三年的孩子，早舍去了背上新书包的老实纯真，多了三五岁小孩所没有的鬼精。
十来岁的孩子，少不了攀比。不比吃，不比穿，只比新奇。
下课一窝峰涌出教室，除去上厕所的，个顶个都要显摆几句，那时候的玩具基本上都是自制的：
地上旋转的是爷爷们亲手砍的木陀螺，我们叫“地牛儿”。用来抽打的鞭子，要么是天然的棕树叶子绑的，要么从胶鞋上偷偷顺下来的鞋带，要么是烂衣服上扯下的布条。空气中几岁脆响，夹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能说服家长焊出一根铁环，也够在伙伴们面前扬眉吐气好几天。小路上，院子里，街头巷尾，满头汗水的孩子们横冲直撞，手里拿着铁钩，推着铁环一路吆喝，比开着汽车还神气。
在我央求家人几次没有得到回应之后，和神坑侄儿商量半天，主意打到了他家粪桶上面。毕竟见识过别人家长做铁圈，先在桶上面绕出样子，然后把接头砸平，再放到桶上绷圆。我们倒省事，直接把箍粪桶的铁丝圈鼓捣下来，我一个，他一个，偷偷摸摸带到学校去。至于我堂哥后来挑粪，桶底掉落得措手不及，不提也罢。
其它可玩的，那就更多：松紧裤上的橡皮筋，拆到车链子自制的火药枪，切掉自行车胎做的弹弓，揭掉苗圃塑料膜做出的风筝，偷出存钱罐买来的玻璃珠，三叔藏在柜子里的“大气球”（现在想想应该是套套），那些越比越离谱的新奇东西，着实让家长们赔了不少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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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成绩，比谁到校早，比谁在班上最积极。
虽然大多数时候上学迟到，可我们都有一颗早到学校的心。假如哪天起床时，邻居小伙伴已经结伴出发了，而自家的米才下到锅里，那不得了，一整天的委屈。
虽然大多数时候到期末了还没有交齐几十块钱的学费，我们都有一颗“欠债还钱”的心。每一次老师催交学费，那家里的鸡啊、鸭啊、猪啊，总会在我们抽抽啜啜的哭声里走到生命的转折点。
现在细想起来，我们地里刨食的父辈哦，怎样用他们破碎的心去安慰我们攀比的心：我们的一句“别人的家长又怎么怎么样”，却在他们的生命重担上，瞬间压重了多少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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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家里多听话，只比学校多调皮。
那时夏天睡午休，所有同学都趴在桌子上睡觉，学校的三个老师也等我们睡着后回家吃饭去了。校园出奇的安静。
我和神坑侄儿趁着大家熟睡的当口，偷出隔壁大哥哥的墨水瓶。拧开墨水瓶口满脸好奇，总想不出黑油油的“碳素墨水”变成方块字的神奇。
最后，两个小头一碰，挨着个儿给大家添上眼睛：瓶盖子大小正合适，在瓶口上蹭足墨水，像盖章一样轻轻地扣在伙伴们的眼珠子上，左一个，右一个，嗯，这活儿会上瘾。等到午休起来的时候，偷来的半瓶墨水也祸害得差不多了，同学们望着满校园的熊猫眼也愣住了。事情闹到了老师那里，先是一顿收拾，高年级的同学也过来索赔了。
望着那快要见底的墨水，我们是不敢回家跟父母那里讲，也是不敢要钱的。辛苦的思索了一节课，有了。下课的时候，抱着墨水瓶子一阵风跑出了校门：三两下跑到学校外面的小河边，一边拧盖子一面得意。不就是赔墨水么，瓶子装满了就行。随着咕嘟咕嘟的声音，瓶子里的“墨水”渐渐满了起来。不曾想手上太用力，墨水瓶一下子全没在了水里，只见水面一阵乌黑飘过，那墨水瓶里的液体早已淡得不行。
我不知道是怎么硬着头皮走回教室的，只知道那高年级同学看到我赔他的“墨水”时，脸上写着大大的“SB”，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流行词。
那是一种敢做敢冲的无畏，还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童真。
虽然有着“桃李满天下”的远大报负，那些年我们辛勤的老师总是满面铁青。
时不时仰天长啸一声：“同九年，汝何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