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昆汀作品中死亡意识胎动的社会历史诱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化序列中的重要一员。就影视领域而言，传统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常规化题材、主旋律性母题、期待式剧情走向对观影群体在大工业时代下的文化求异心理与独立个性寄托显得格格不入，而后现代主义在影视传播行业的蔓延无疑是为电影精神思潮的变革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源泉与动力。毋宁说是美国，90年代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与观影群体文化需求心理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此类现象可以类推的范例，当内地导演张艺谋、陈凯歌还在按照传统的历史关怀主义进行文艺片创作之时，香港的周星驰已经开始了无厘头电影创作的先河，结果可想而知。张陈票房的惨淡与周星驰电影无厘头精神的大获全胜正诠释了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在一定意义空间上的缝合与接轨。
首先，不得不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从起源上来看是对传统价值文化的背叛与逆反。故在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大众眼中，无论从其价值观的建构上抑或是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体现上，都是次级文化的意识产物。随着经济的稳健发展、社会普通大众个体意识的强化与现代主流文化发展的枯燥单一等社会历史因素，在90年代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逐渐摆脱了传统现代文化的压迫与抵制，扶摇直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接受对象。就影视领域而言，后现代主义电影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对传统意义上现代电影的叙事逻辑、价值体系以及主题精神进行解构、揶揄甚至嘲弄，进而进行重组、缝合，体现个性化的风格，张扬不拘一格、夸张猎奇的艺术审美特质。由于这种创作精神维度的扩大化，直接推动了美国本土B级片的壮大。
美国本土B级片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其真正做大却是由于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浸灌。B级片由于成本匮乏，资金周转困难，故常常拍摄一些博人眼球的题材作为诱饵，其题材形式主要为黑帮片、血腥惊悚片以及软情色影片。在好莱坞电影价值体系尤其是以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所建构的好莱坞价值体系下，此类电影往往是不被艺术鉴赏界所看好的。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浸入恰恰改变了B级片的尴尬处境，并且其中暴力、血腥、情色的影视元素得到了空前的扩建。故而90年代大量拍摄B级片的导演热衷于鲜血四溅、帮派混战以及街头斗殴等直观暴力元素的呈现，却对这些暴力因子所构成的终级指向——“死亡课题”视而不见或者说认识不深、开采不足。然而历史总有意外，就像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好莱坞主流导演眼中“意外”的成为了“炒作的噱头”一般，在B级片的拍摄中也有一个人在醉心于血腥元素带来的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感官刺激背后所引发的带有哲学思考意味的死亡话题。这个人就是昆汀·塔伦蒂诺。
在谈及昆汀·塔伦蒂诺的创作特点之前，首先要确定两个已然在行文中确立的事实：他深受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历史因素）、他深感B级片的制作没有达到高度的后现代主义审美标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无需赘言，这种大环境的社会因素（B级片不重视死亡本体意义的创作程式）让昆汀深感不满，针对这种情况，昆汀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探讨死亡课题在电影文本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形成了特定的极具个性的后现代死亡母题创作体系。至于大量的带有昆汀个人色彩的艺术元素，如暴力美学、非线性叙事、话痨式的台词等也不过是为了更好的辅弼死亡母题这个艺术框架的开展罢了。
在昆汀眼中，无论是美国本土B级片还是传统的好莱坞影片，对待死亡课题的深入创作都存在着一个忽视、淡漠或者避而不谈的现象，他们往往把主角的死亡塑造得充满英雄仪式感与偶像膜拜感，甚至存在着“杀不死的主角”的意识形态，而影片中边缘人物、平凡小人物及反派人物的死亡形态往往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艺术创作痕迹可谈的，这既是对死亡主体不公平、不平衡的艺术创作态势，又是不尊重死亡本体意义与死亡真实性的例证，更是思维枯槁、创作模式不成熟、常规化期待视野的现代主义影视创作条框，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昆汀决心完成这一艺术旨趣的拔高与升级。
第二章 死亡主体与死亡形态的反常规建构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人物形象不过是在充满视觉造型下的物化符号，但作为视觉符号的影视人物一定有其意义指向与象征。昆汀电影中通过解构定性的视觉符号并赋予其后现代的符号解读方式，让影片中的死亡主体富有了独特的死亡意义。
2.1功能式人物与工具式人物
在美国电影史中，已然流行了两种具有鲜明符号特质的影像阵营集团，即主角人物阵营与反派人物、平凡小人物、边缘人物阵营。这种阵容划分的依据不是通过影片中故事发展的善恶对立而确定的，而是通过在影片中作为一种符号阵营所主观承担和影片之外被先天赋予而分属的。因为在诸多的影片中，平凡小人物与反派人物未必是沆瀣一气的，边缘人物也未必一定是反派。但从影片之内其所承担的衬托属性与影片之外被导演任意打扮而毫无个体存在意义的形式来看，反派人物、平凡小人物与边缘人物无疑同属于一种完全被动、了无生机的类别。可以说，这三类人物形象一定是来衬托影片主人公的某种性格、力量、精神抑或是服务于主人公某种行为、某种觉悟、某种动力所必要的客体来源。在这种符号赋予机制下，作为电影中主角阵营的符号群则接受了来自此三类符号群所提供的意义支持，主角人物的符号意义被喂养的无比高涨与膨胀，诠释了主角人物作为影视符号所富有的巨大的符号象征功能。当然，这种符号象征一定是积极伟岸、高大光辉的。而作为次级符号的反派人物、平凡小人物与边缘人物的符号阵营则往往被弃之不顾，他们对于主角光辉的符号意义的映衬与支持往往是不被记入功劳簿的。具体的证明形式则是他们往往在影片中占据的篇幅和镜头较少，即使在较少的镜头中他们的死亡姿态与死亡解读也受不到任何人的关注与留神，即使受到了关注与留神也被用来复制粘贴到对于主角符号的形象塑造上了，他们全无美学解构意义与死亡本体意义而言。他们偶尔会寄托于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本土B级片，但B级片也只把他们当作一种释放感官欲求的鲜血混合物而已，在本体意义上也并没有给了他们什么。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同样作为影视符号的一员，无论主角人物、反派人物、平凡小人物与边缘人物都是工具化的形态与功能性的意义的统一。但从美国影片的创作意图与观影受众的期待视野来看，主角人物更多的是一种强劲有力的功能象征，后者则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性的映衬与供应。不妨把前者归为美国现代影视创作中的功能式人物，后者则为工具式人物。
2.2功能式人物的工具性死亡
在传统的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在涉及主角人物的死亡表述时，往往运用大量的长镜头来烘托这一肃穆庄严或悲恸沉重的一刻，别出心裁者还会考虑到运用称景的美术布局、应情的音乐效果以及自我总结式的独白来达到一种政治道德上的宣教功能。不仅如此，美国本土B级片也常常借用这种既定的死亡表现形式来强化影片中主角人物在经历一系列的腥风血雨后对使命终结的自我祭奠感。
而作为同样热爱B级片拍摄的昆汀在其作品《低俗小说》中，描述了这样一位充满了工具性死亡形态的杀手：杀手文森特对待老大马沙忠心耿耿，在电影的一开始就解决掉了出卖马沙的两名背叛者，而后在马沙外出其间，执行马沙交给他照顾其情人蜜娅一晚上的任务，面对性格开放的蜜娅文森特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如履薄冰。黑拳手布奇在比赛前由于想到了父亲遗留给他的荣誉，违背了与马沙间的承诺，出拳打死了对手，致使马沙血本无归。又是文森特临危受命，决心杀死布奇为老大出口恶气，可是在布奇家中的偶遇，文森特毫无准备，被布奇一枪致命。
可以说，在整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文森特作为一个帮派人物，其对待老大马沙的忠心与对待杀手事业的尊重是他人无法比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其搭档朱尔斯相信了“神迹”而悄然隐退，而文森特仍然继续从事这条道路的原因。面对这样一个完全可以无限放大其主角功能性的人物，昆汀对于其死亡形态的描述既没有视听系统上的大肆渲染而迎合观众，也没有人物自我解说或低吟式的独白，仅仅以一个简简单单的倒地镜头就结束了文森特的生命。并且这个简单的镜头是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的高潮铺垫，恐怕是整部电影中细微之无法再细微的镜头了。作为一个明明可以继续更充分的赋予其主角光辉意义的功能式人物，昆汀以突如其来的死亡镜头令其死亡形态毫无质感可言，仿佛寻常百姓的死姿死态一般，直观上弱化了传统功能式人物死亡形态充满英雄仪式感的期待视野。
这种弱化活动则来源于昆汀的后现代文化意识对现代文化意识的解构与嘲弄，核心表现形式即为对传统死亡认知体系的异化。昆汀电影中以功能性人物死亡形态的非既定性体现了死亡本身的真实性，以死亡的不可预料性进而深化死亡的随机选择性与不可逃避性。这种功能式死亡主体与工具式死亡形态间的反常规建构，《低俗小说》正是一个肇端。及后来的《被解救的姜戈》中男二号舒尔茨在与种植园主的枪战中被一枪毙命便再无赘述，《八恶人》中承担了反黑人歧视的政治宣教功能的主角人物马奎斯·沃伦居然是因为被打中了下体而流血过多至死，这种荒诞粗鄙的死亡形式正体现了昆汀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死亡观念。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对待死亡的态度往往比现代主义者更为客观公允。正是因为昆汀跳出了现代文化所制定的创作框架，所以他能够拥有不偏不倚、不为主流文化所胁迫的艺术创作准则，他对传统影视中侧重死亡主体的创作态势的悖反，启发了他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能够更为冷静清醒的思索死亡的公平性与真实性。
2.3工具式人物的功能性死亡
昆汀对于死亡主体反常规的建构还体现在工具式人物死亡形态的表述上。对于工具式人物的死亡形态，传统好莱坞电影往往采取一带而过的粗糙镜头，毫无艺术创造的活力与耐心，它们往往将充满美学意味的戏码与桥段留给了主角人物的形象烘托，即使后来美国本土B级片注意到了工具式人物在死亡形态上能够给受众带来高度的感官刺激，但也只局限于官能，并没有上升到一个美学功能的层面上。而在昆汀电影中，往往是由工具性人物这类符号意义存在感较低的符号群来承担影视作品中的美学效果，这其中有一个不得不谈的重要原因，即是工具性人物死亡规模的批量化。一部影视作品中，主角人物占据少数，而工具式人物所先天赋有的大规模、成批量的死亡特征恰恰符合了后现代主义夸张恣肆的美学渲染理念，很自然的成为了死亡美学具象化、铺张化所必要的庞大的载体依托。昆汀即是通过对工具式人物死亡形态“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的描摹，确立了工具式人物在影片中的美学地位，找到了其作为影视符号一员的意义站位。这种美学意义站位的找寻，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形成的。
从死亡形态中鲜血的喷薄姿态来看，电影《杀死比尔》中比尔与日本黑社会成员的酒楼血战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大量反派人物的鲜血或如喷泉一般呈现多孔细股喷薄状、或三孔两孔粗股喷薄状，或如同雨水一般漫天乱舞状，或大量血液呈现块体倾覆状，千姿百态；电影《八恶人》中，沃伦一枪打爆了黛西·多摩格哥哥的头部，如同银瓶迸裂的鲜血与脑浆挂在了黛西的脸上；在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姜戈与卡尔文手下的园丁进行枪战，大量的园丁被子弹击中躯体血液如同雾气一般喷薄四散。从死亡形态中鲜血的喷薄量来看，影片《杀死比尔》中，日本杀手Gogo在一次酒醉后一刀捅进一名社会不良青年的腹中，大量的鲜血批量从其腹中涌出，染红了整张地板仍流淌不止；《落水狗》中，橙先生腹部中弹，血液的流涌从腹部染红到橙先生的全身，整个人浸泡在血泊之中。从死亡形态中鲜血的喷薄色彩来看，电影《无耻混蛋》中号称“混蛋”的杂牌部队在与德国纳粹党的酒馆混战中，纳粹士兵喷涌的血液与地上的酒水流融到一处，黄红相间，色彩相杂而又分明可见；影片《被解救的姜戈》中，卡尔文的鹰犬为躲避姜戈的子弹而四处寻找遮挡，在整个枪击过程中，房柱被击中而破碎成的木屑撒在大量的尸体上，金黄的木屑点缀在殷红的血液里，极具视觉张力。
昆汀电影对于B级片拍摄理念最大的贡献即是：工具式人物死亡结构的精密化，从以往单色调的成汩流的鲜血流淌模式发展为多色彩的大工量的喷薄状态。这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与颠覆影像秩序感的创作倾向，是昆汀将死亡美学与后现代文化相缀联的影视讯号，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昆汀将符号意义孱弱的工具式人物的死亡形态进行夸张的解构与重塑，并通过这种反常规的建构让它们从低迷的影视地位中重振角色功能，进而嘲弄传统的不平衡的死亡主题创作格局，形成了带有昆汀个性化创作风格的死亡主题赋予机制。
第三章 死亡活动与死亡结果的书写格式
在整个死亡母题体系的架构中，仅有死亡主体的形态对比是不够的，还需要死亡线索这一情节牵引来布局谋篇，将各异的死亡主体推向死亡之渊。而线索的两端，则为死亡活动的开展与死亡结果的形成。在具体的情节运作中，昆汀首创非线性叙事的先河，确立了记写死亡的后现代语法格式，穿针引线，完成了这项艺术成果。
3.1以果导因的死亡书写格式
在影片《低俗小说》中，文森特作为主角人物被布奇一枪毙命，突转的情节让观众瞠目结舌，始料不及。抛开死亡主体与死亡形态的反常规建构这一论断，从影片的情节来看，昆汀有意打乱了受众观影思维的线性解读方式，运用环形叙事的讲述手法，将文森特之死的结果挪到了其死亡要因之前，而在影片的最后才交代文森特与朱尔斯关于“神迹”的论述。由于朱尔斯相信“神迹”，并以此劝告文森特退出江湖，相信上帝的指引，但文森特不以为然，面对朱尔斯的退隐他不为所动仍积极的为马沙卖命，正由于他的执著与固执才有了下一次任务的机会，马沙派他追杀布奇，为此葬送了性命。
不论影片中“神迹”现象是否真实存在，不可否认的事，朱尔斯曾以此苦口婆心的劝阻过文森特离开杀手行业，所以说文森特是有机会斩断死亡发生的线索来源的，但他的选择客观上决定了他的死亡归宿，这种非A即B的游戏选项式的抉择正是昆汀电影中关于死亡课题创作的新突破。在以往的美国电影创作体系中，主人公是可以犯错误的，甚至是可以多次犯错误的，一次选择的失误并不意味着主人公便迈入了死亡的深渊，但这种对于死亡本身发展脉络的任意把控与人为调度破坏了死亡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死亡的发生时序往往因为主人公存在感的强势而一次次被边缘化甚至直接抹杀了死亡的存在。而昆汀作品对于死亡的严格定义即是通过倒置游戏选项式的故事情节来稳固电影中死亡的本体地位，在具体的稳固手法中，非线性叙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非线性叙事以间离的情节碎片来组建故事结构，这种游戏化倾向浓重的叙事手法与死亡的不可变更性形成了虚实结合的后现代创作格式，进一步说，正是由于游戏化的叙事手法才令死亡本体更加不容忽视，当观众沉迷于来自后现代影视语法技巧所带来的新奇感时，突如其来的死亡让人措手不及，观众惊讶于死亡结果发生得莫名其妙进而迫使其强烈的求知欲，在追本溯源中了解了诱发死亡的“星星之火”，在震惊之余却又合情合理。在这种因果换置的死亡书写格式中，以新奇感为观影驱动，以突发感为求知欲望，以因果换置为语法特征，以死亡本身的不可逆性为最终教育目的，引起受众对于死亡的高度重视与警觉。
3.2死亡活动的不可预测性与死亡结果的必然性
在书写死亡发展脉络的后现代语法体系中，昆汀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两类死亡要素的描述：即死亡活动与死亡结果。死亡活动即死亡主体进行死亡行为的一系列因果相促的活动，死亡结果即标志着死亡活动的最终完成。在以往好莱坞影视创作及B级片拍摄中，死亡活动的开展往往在影片的开头部分或情节发展中，受众凭借既有的观影经验便可加以揣测与预判，这样无非形成两种故事情节线性发展的结果：死亡主体符合观影期待视野为了象征某种精神力量而死、死亡主体明明注定死亡但由于主角光环（高人相助、过硬的生命力、药物治疗等）的殊胜而大难不死。在美国90年代的大量影视作品中，都存在着这种约定俗成的创作倾向：死亡主体进行死亡活动的可预测性与死亡结果的非必然性。
而深受后现代文化影响的昆汀在其作品中对于这两类死亡要素的解构与重组，形成了带有后现代特征的死亡发展脉络。在描述死亡活动时，昆汀有意突出死亡活动的不可预测性，以弱化人为任意定制死亡的影视创作风气，这种弱化活动是通透于戏里戏外的，不仅故事的主人公无法提前得知自身的死亡宿命或提前抱有必死的心态进行情节推促，戏外的观众也无法通过既有的阅影经验来进行预测与解读。影片《低俗小说》中，文森特突如其来的死亡在线下观众目瞪口呆的同时，影片中的他岂非同样瞪大了双眼，至死他也无法想到一次偶然的上厕所、一次微不足道的粗心大意葬送了他的性命。在电影《八恶人》中，沃伦机关算尽，利用马尼克斯与黛西团伙间的矛盾，成功令其自相残杀，当空荡荡的房间里仅剩沃伦与马尼克斯时，沃伦自己都想不到他会因下体流血过多而死。作为美国南北战争中承担反黑人歧视影视功能的沃伦，按照现代主义的观影期待，他应当象征强大的打不倒的黑人意识，在白人应声倒地时坚强的走出驿站，而以沃伦的死作为影片的结束这是台下观众绝对意想不到的，同样也是对传统期待视野的挣脱与嘲讽。可以说，如果文森特重视朱尔斯口中的 “神迹”、沃伦不上约翰·鲁斯的马车，他们完全有机会斩断死亡发生的线索来源，正是他们的泰然处之，以不以为然或不以为意的态度来对待死亡，或者说头脑中全无死亡意识，这就决定了对于自身死亡活动初步开展的不可知与不可测，这种不可预测性的死亡活动恰恰反应了昆汀对于死亡母题创作所秉承的高度尊重。昆汀通过解构人为约定式的死亡视野，以死亡活动的不可预测性为抛砖，取缔人为干扰所造成的偏离效果，进而强化死亡活动发展线路上的惯性与定性，形成必然的死亡结果。而在追本溯源中，死亡结果的必然性恰恰是死亡主体所客观抉择的。一方面，昆汀通过死亡活动的不可预测性突出死亡的真实质感与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后现代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通过死亡结果的必然性突出死亡的不可变更性，并启迪观众重视死亡、葆有死亡意识。在这种后现代死亡题材创作思维的指挥下，昆汀完成了其作品中艺术旨趣的拔高与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