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广大，不仅为占卜之用，这一点首先要讲明。但是辞、变、象、占，确实又为《易经》所固有。那么蓍占之法也应当为易学所自含而不可全然废弃。那么我们对于《易经》之中所言占断的那方面，究竟应当遵从何道才是？周人占筮，各有专门的程规，也各有专门的卜官，所以在当时就有了“三易”分而并存的局面。那么“三易”自然也应当是各有其占法，只可惜易占有三而后却仅存其一，《连山》、《归藏》都已经失传，只遗有《周易》作为后世卜筮的准则。
孔子作“十翼”而赞易，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阐明道义，并非专门为了卜筮而作。但是自古以来，占筮之术莫不以道为本，占问之事之所以得验，也在于其本身必合乎道。若是悖于道，逆于理，必然是胡言妄语，绝不可应验。即使有些情况下得一应验，也不过是偶然相值罢了，绝不可将其作为定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唯有明道方可明占，也唯有明占乃为明道。可惜夫子在《系传》当中未能详尽陈述解卦之妙法，仅存“大衍之数五十”一节，说了一些揲蓍求卦的大致流程。至于卦成之后如何判断吉凶，以及动静怎样取舍，进退如何趣时，以及应当怎样结合具体人事情境加以判断，一直不曾说到。后人只好取《左传》、《国语》等书中所记载的占筮之文例加以模仿。比如朱子的《周易启蒙》一书就是如此。书中“筮仪”之节，从一爻变、二爻变，一直到六爻变，或从彖辞，或从动爻，或从本卦，或从之卦等等，将其定为取舍的不变之例。实际上朱子如此所为，完全与易经的“唯变所适”之教训背道而驰。愚对于朱熹的这种刻板教条式占断之法极为反对！无论其或用本卦，或用之卦，或用变爻，或用不变之爻，这些规矩就已经与《周易》的用变之例自相矛盾。就算依照所述的定例，所得的变爻，仅依据经文中或言吉，或言凶这些断辞，也是无法与求占之人的具体人事相对应，故而仍然无法判断其吉凶，以及其中的缘由。这就好比那些问签枚卜者，要是偶然得中就以为神奇应验，若是不中也无法知晓其所以不中的原因。愚以为至精至神的易道，恐怕绝不会是这样的。易之为术，有彰往察来之神，绝对不应当存在占而不验之理，也绝对不应当存在验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但由于占法未能明了，《左传》、《国语》等书所记载的，也只是其已经得到之数，却没有细致的演绎过程。既无过程，又怎么能知道其推导的规程、方法呢？不知其规程、方法，又怎么知道其数是怎样得来的呢？现今只是以其得数为始为终，而占者所求之数自然也是无从知晓。由此造成了后世从事占卜的人，大多遵从《火珠林》之术，手掂三枚铜钱，接续抛掷六次，以成其所求之卦。这种占法在现今被街头巷尾的术家广泛应用。对此，愚将在后面专门作以分析，针砭其弊端。至于“六壬”、“太乙”、“奇门”等这三式，很少有人能会通。其操术极为精湛者，据说也是占无不验。唯独宋贤朱熹有关“筮仪”一节中的揲蓍求卦，其究竟能否得验，应验多少，还是让人茫然，无所把握。这难道意味着孔圣苦苦探索的知来藏往之说，竟然要被视为欺世盗名的虚妄之论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很多人未得其精要之法。还有西汉时京房的八宫之术、焦赣的六爻复重而为一千又二十四变之方，据载多有难以言喻之证验，但几乎后来所有的正派儒者都将其视为方技而不屑一顾。岂不知西汉时期去古不远，其飞伏、世应、五行等顺逆之法，也一定有其承受的依据，并非全部都是空穴所来之风。孔子在《系辞传》所言卦例，起始于中孚，终至于咸卦，恰与京氏的卦气说法正好相合。可见孔圣以前，必有这样的六十四卦序，所以孔子在无意之中就例举了此二卦。否则，易中有六十四卦，哪一个卦不可作为其首，哪一卦不可作为其终，偏偏要以此二卦为例呢？又怎么会有如此之巧合呢？推而言之，那么世应、飞伏这些说法也非胡编乱造。即使我等愚拙，也可以据此推算，非但吉凶确有可凭，而且远可得验于年，近可征验于日，就算是时刻分秒也均有数可以稽核。汉代的管辂、郭璞等人所记载的占验之例，也均有标准可循，也都可以视为数术之一端。自王弼扫象以来，后世言易之人，大多都是以性理为主题，并将其视为精微之学，一旦涉及到阴阳、五行、九宫、星象这些有关术数的论调，就都被看作污秽之方而绝口不谈。岂不知易道广大悉备，包括一切，更何况占筮本来就只是术数的一个方面，阴阳才是易道的大纲和总领。既然要侈谈易，却又摒除阴阳；既然不明术数，却又想要言说占卜，这岂不是走进了死胡同而不可解吗？所以愚以为，如果想要弄明白易占之学，自然应当求之于术数，然后再由术数进而求之于经义，方可谓始于技术而终于道德。学易如果到了成德达道这一境界，必有超出寻常之处，也必有一般的术士所不及者。因为当今大多擅长于占术者，均只知其当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如果能一一通过经文之大义加以证明，熟知其所以然之理，易道之光大，岂非有可待之日。这难道不是吾等后学之辈的责任吗？
自宋代邵雍以来，如刘伯温、姚广孝等这些人都是能够深明其所以然者。只有知其蕴含于占术中的内在义理之故，然后才能知其未来。这就犹如在烛照之下，凡物难道不是历历在目，俯拾即可吗？只可惜世道沧桑，这些明易者的原本早已销毁不存。今天在世面所流传的，几乎都为抄本，其中所传所载的多有谬讹，而且大多数都经过了后人的割裂篡改，仅简略地留有形式罢了，实在有欠于完备。既然到了如此地步，又如何使人确信《周易》之理而将其施之于实用呢？自古以来，喜好《周易》的文人墨客所研习的，仅限于王《注》、孔《疏》、程《传》、朱《义》，除此之外都属于违式。一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出现了上及马融、郑玄两位经学大师的情况。而在清代道光、咸丰之际，又开始盛行虞翻的象义。这主要是因为满清朝廷想要博取崇古尚文的虚名，所以才对其他经学网开一面。现如今，易学研究畅通无阻，而且在2019年中科院的博士生招生计划中竟然列有《周易预测学》。有此大好形势，今日之学者自当致力于全部经义以立其根本，然后广求民间秘籍，旁及现代科学。凡对我中华璀璨之《周易》的研究推广有所裨益，并且有独特发明的，都可以兼收并蓄。只有这样，不仅可以会通其要领，还可征验于实践；然后再由广博而返归于简约，采撷其精英，从而能够缩千里之广大于方寸之尺幅。到那时，易之大用，必将重见天日。那些初步学习《易经》的人，若能凭借一较为完善的注本凝心聚力于全经，自然事半功倍。但向来在上档次的学术界，那些说易者，大多都是侈谈性理，避讳术数。即使有些能求诸象数的文客，也无非是见卦说卦，见象说象，很少有人能会通六十四卦，综合全易之精髓来阐明一卦一爻。就目前而言，学者若欲有所深造，也只有焦循的《易通释》，姚信的《周易注》，端木国瑚的《周易指》与纪慎斋的《易问》、《观易外编》等可堪为细读。以上这些都有独特精巧的构思和周密完整的布局，不完全依赖古人的门户偏见和既成之言，而且能够会通全易以建立己说。虽然各自还是有所敝陋，而其中的精华之处，有些也非前人可及。学者只要依据经文而施以取舍，自然可以得其所长，避其所短，更可触类旁通，有所独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