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打电话过来，抱怨我这么久不打电话回家，暗暗为自己羞愧了一番，忙着把话题扯开了。谈到弟弟的学习，母亲抱怨他总是在楼上玩手机，不看书。这次月考考得比同村的某某某还差。在母亲的眼里，同村孩子成绩一直不好，也不爱学习，一直以来成绩都在弟弟之下。但是这次突然跃居全班第七，母亲觉得弟弟成绩退步了，电话里要求我去教训他几句。

电话里听着母亲的抱怨，我很快在脑子里反映出她说话的场景，

“你看看你，那个某某某这次考得都比你好，你怎么回事？”母亲语气里略带嘲讽，一连串指责从她的嘴里连蹦带跳滚出来，“你以前都比他好，这次反倒被他超过了，现在连他都考不过，再过两个月就要中考了，到时候高中都考不上，看你怎么办。”

母亲不爱读书，小学读到三年级就没有再继续了。每一次考试考差之后，这样的话都会从她的嘴里跑进我的耳朵里，现在同样的话跑进了弟弟耳朵里。农村家长的教育总是爱里带着嘲讽，有时候我们难以分辨到底是爱多一点，还是嘲笑多一点。

和母亲交谈完毕之后，我给弟弟发了消息，没有刻意打听成绩，只是询问了中考具体日期，叮嘱他做好复习。他倒是直率，自己一股脑儿把话都说了，

“我这次物理和政治没有考好，数学也没有发挥好。”

“妈一直说我，我不吃秋葵她也要说我。”

“对了，我语文考了第一，不过妈觉得没用，反而说我怎么没有总分考全班第一。”

他一个劲儿的说着，竹筒倒豆子般，又像是在倒苦水。语音一条条弹过来，挨过骂之后的心酸和委屈也弹了过来。弟弟十五岁了，很久以前，我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是我弟弟》，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孤独。

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我十岁那年，他才刚刚出生。还记得他出生的那一天，我从继父手里接过他，一只手托着他的屁股，一只手环着他的背，他在继父那件暗红条纹衬衫里慢慢蠕动，我觉得他丑陋又恐怖，心里害怕极了。那时候，我还不爱他。

因为年长十岁，母亲去麻将馆去菜地去田里，我就在家里守着他。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用脚踩着摇窠，他只露出一个脑袋，有时候哭有时候笑，有时候睁着两只眼睛看着我。我有时候骂他，有时候哄他，有时候一边哭一边哄他。

我们这个重组家庭才过了几年好日子，就分崩离析了。一家人从此有了两个户口本，继父和他共有一个，我和母亲一个。

母亲虽然没什么本事，做了十几年饭，厨艺也才刚刚凑合，一张嘴骂起人来更是让人恨不得立刻撞墙。但是她疼孩子，“宁要讨饭的娘，不要当官的爹”，说的就是她这样的妈妈了。弟弟极其依赖母亲，离婚后也跟我们住在一起。新房子还没有造起来时，冬天我们三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

我十几岁的时候正在叛逆期，和弟弟动起手来从不客气，对准他的屁股就是一顿狠锤猛打。他哭着和母亲告状，我打得更厉害，还嘲讽他爱打小报告。但是血缘总是奇妙的，大一上学期，某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异常想念他，是那种恨不得立刻见面才能消除的想念。

那个寒假的某个晴朗下午，我揣着三十块钱，决定请他去镇上吃一顿汉堡。从村子里到镇上很远，步行大约一小时。我们穿着棉鞋，在大马路上走走跳跳，时不时跑几下。每当车子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灰尘高高扬起的时候，我们就大声咒骂司机不讲道德，骂完之后相视一笑。

冬日的阳光温和而不耀眼，他跟在我身后，像一颗星星沉默寡言。

去年暑假回家，发现他已经长成了一米七的大男孩，身体结实有力，青色茸毛慢慢从唇边冒出，声音也变得厚重了。他笑着叫我姐姐，单手接过我手里的箱子提上了二楼。我手掌捏成拳头捶捶了他的肌肉，笑着说他变胖了。母亲在一旁凑热闹说，“你现在总打不过你弟弟吧。你现在还敢打吗？”我笑着摇摇头。

有一天我们去亲戚家吃饭，进门的时候，他绕到我的身后，跟在我后面走了进去。那一刻，我鼻头发酸，把他拽到我的身侧。

大学毕业以来，我极力挣脱家庭的捆绑，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我是这个大家族的反叛者，是秩序的破坏者。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母亲关系都很紧张，他忙着两头安慰，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身上的重担有一部分是我压上去的。他在偏安一隅的山村时刻承受因我的反叛而带来的余波，“你要听话，不要向你姐姐一样。”

现在回过头来我才意识到，在我忙着和母亲斗争，和整个家族抗争的时候，他悄悄地长大了，懂事聪颖，认真孝顺。他像春天的竹笋，一节一节往外冒着，笔挺纯直，迎着山风和烈日，一边长大一边孤独。

今天他告诉我语文考了第一名，感谢我让他平常多看书，听到消息我比他还高兴。

“对你们来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希望我爱看书这件事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好的影响。”

“我可能不需要一个好的榜样，这样的榜样历史上社会上到处都是。我需要的是一个能理解我的人，你就是那个最了解我的人，”

今年他十五岁了，他的身边只有母亲，还有一个新的重组家庭。而我，这个他口里“最理解他的人”却远在千里之外。十五岁是人生的第一个关口，只愿他好好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