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少年上学时光，其中打饭属最难忘的事之一了。

      因为带弟弟，我九岁上学，没有学前班，没有六年级，掐头去尾，十四岁上初中。彼时，这个年龄在年级里还算是小的，好多同学都十七八了。

      学校离家大约五六里路，我没有住宿，每天步行上下学，条件好些的同学都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我家也有自行车，但它不属于我。每天早晨很早起床，没有钟表，完全依赖自己的生物钟或是家里那只一身羽毛像缎子一样的大公鸡的早醒。生火煮一锅稀饭，自己先喝饱，然后用喝水的搪瓷缸装半缸咸菜，背着我那军绿色帆布书包，包上搭拉个浅绿的军用搪瓷缸。看见几个固定时间经过我家门口上学的人过去，我也就上学了。 

      虽然我走路很快，但还是经常迟到，到了教室门口，不管老师站在哪里，我都是低头从后门进去，眼睛只看地。后来迟到的同学多起来，有几个甚至直接绕过教室去后山晒太阳了，直到最后一节课铃声响起，他们才冲下山向食堂的方向跑去。

    说起食堂，就不能不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学校的主体是坐落在一个半山腰的山窝里，坐北朝南，三边靠山，中间一个窝窝，小操场、老师的宿舍、初三的教室 、学生的寝室、食堂、厕所、唯一的自来水池，都在这个窝窝里。初一和初二教室分开成两排，在西边的山上，两班之间隔着一大块空地，长满野蒿茂草。在窝窝的小操场边上有高高的台阶通向我们的教室，大约有四五十个台阶吧，每次打饭我们下山上山，要跑不少的路。 

      我在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基本都无法集中注意力了，大概因为正是长身体的原因，一直觉得饿，我曾一顿用了一斤半饭票，感觉还没吃饱。被知晓的同学笑话了好久，其中也有和我同感的人。我早早地找好饭票，准备好搪瓷缸。下课铃一响，好像战场冲锋的号角吹响，哗哗啦啦，那时初二班的人也下来了，一百多人全向山下冲去。生长，让青春期的孩子也顾不得矜持了。

      说是食堂，其实就是一个大厨房，一个大灶台有两口超大铁锅，边上还堆着些米柴蔬菜之内的杂物。里面进不了多少人，门口是壮观的，挤满人，小个子挤不过大个子、低年级挤不过高年级、女生挤不过男生，我就是一个低年级的小个子女生。人多我就闭着眼往人堆里扎，有时眼看都快挨近灶台了，结果又被打好饭的人给挤回门口，就这样你推我搡的，像个打群架似的。更可气的，一些男同学打好饭也不急着走，在人堆里寻那些班花呀校花呀，依仗自己是男生执意要帮她们打饭。哎，谁让自己长得这么瘦小呢？谁又会在意挤在人缝里的人呢？好在这样的情况一般持续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空荡荡的门口，只剩下少数没打上饭的同学落寞的背影。

      刚开始打不到饭时，差点流出了眼泪，看着食堂那两口大铁锅都想狠踹一脚，不过出于对鞋子的不自信还是收紧了双脚。食堂的师傅起初还有些同情地看一眼，我们齐刷刷地回他一个白眼，时间长了，他看都不看我们了。我和师傅认识，一个生产队，住的也很近，他的继父是一位老革命，小学时经常和一帮同学去他家门前蹲着听老革命爷爷讲参军打仗的故事。但好像从没见过他。早前他也是一名小学老师，听说在一次课堂上有学生写作文“拖柴禾”，“拖”字不会写，问他，大概他一时也想不起来这个字长什么样了，就不耐烦的训斥，什么拖柴，你写拉柴不就行了吗？结果那学生就写了拉拉机拉柴禾。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不久他被调到了这个食堂。（也不知道那个写拉拉机的家伙后来上初中了没有？）其实饭不够也不能全怪师傅，因为他也不知道每天具体有多少学生来打饭，住在附近一些的学生有时中午回家吃，有时也凑热闹打饭吃。平时打半斤的突然心血来潮打一斤了。

      当习惯了这样争抢之后，并不觉得苦，也没有抱怨，只要看到那两口大锅连一点锅巴星都不剩的时候，就立刻到外面的一个私人小饭店去买饭，他家也收饭票并且只卖米饭，要还是买不到，就飞奔回家。早晨的稀饭是绝扛不了一天的。虽然下午大概率又要迟到，但吃饱肚子，我认为比上课重要。况且我妈说我就是饿鬼超生到这个世上的。

      三年的初中打饭时光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时我们这帮半大不大的人，天生就能依靠自己内心一种无形的力量生长，一切都是在无序中有序的长大，没有谁刻意地引导，一些同学自主地对知识就有强烈探索的渴望，他们非常刻苦，拼尽力气努力地学习；一些心思在旁的事物上的学生，似乎也没人管，就是乡野一棵普通的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长，也绝少有歪脖子的。他们后来有从商的，做瓦匠的，木匠的……现在差不多也接近匠人级别了。

      也许，成长的路上，总有一些事的发生是在漫不经心地催你长大，有日光的温和，也有黑夜的尖锐。在经历岁月长长的打磨后，成了心中的一道光，思想的一部分，默默地陪伴越走越远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