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师姐给我打电话，说好长时间没见，出来扯会儿人生？
电话那头声音有些异常，阴郁的那种。
我说好。
我们约在了学校的大书房。
师姐是大四的时候认识的，那会儿要考研，精神压力大，要考的院校没有指定教材，于是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她。
她人很nice，把自己的复习资料打了包一并发给了我。
后来，我有点坚持不下去，神经衰弱得厉害，看书就头疼，吃了不少助眠药，没什么效果。
师姐知道我这人没什么自信，对我各种开导，各种激励，经常对我说一些以后会感谢那个时候的自己之类的话。
一来二去，俩人也就熟络了。
真正开始了解北京，是师姐的缘故。她跟我说了很多关于北京的事儿，当然，主要的，是这座城的文化韵味以及如蝼蚁般生活的民众形态。
她说她爱这座城市，尽管生活得艰辛，也孤独了些，但足够自由。
生活就是这样，
你想要自由，就要接受人群的冷漠；
你想要跳出世俗的圈子，就得考虑北上广容不下的肉身。
走哪儿都离不开这“权衡”。
后来复试和师姐见了一面，五官算不得精致，但妆容清新甜净，透着股文艺。
她跟我说，用不了多久你也会爱上这里。
2.
事实上，我爱上北京用了很久。
复试勉强通过，但已经很开心。
对师姐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说，终于可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一帮牛逼的对手。
她说，对手肯定会有，朋友，会很少......
研一，过得不算好。新的环境适应不了，旧的感情维系也基本断得差不多。师姐忙着找工作，也不想打扰。
心里发了狠，这TM操蛋世界，还能奈我何？
那一年，乔任梁抑郁自杀闹得沸沸扬扬。
死？想过......动了那念头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惊魂失魄。那一刻，没有想到家人，只是心里有个小人，骂自己，你TM怎么能有这想法，真是绝逼的种！
大学一老师说，人年轻的时候，得有一刻有想死的冲动，那样你离活明白会更近一步。
还真是应验！
后来，和师姐匆匆见了一两面，没聊太多，语气里带着些疲惫，我猜可能是被论文和工作给逼的。
但只是猜测，没多说。
3.
一直到我毕业，和师姐的联系也断断续续。她很忙，每天加班到很晚。
有时跟我抱怨公司的人事倾轧，说自己到底要怎样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我理解，但没试图安慰。
也许人在困顿中感受到的才是这世界真实存在的。
这是我反复质疑却又几乎相信的。
后来，我问，师姐，你还爱这里吗？纵使承受了很多，却可能什么都留不下。
她说，依然爱，这里有实现一切的可能，是每个有情怀的人灵魂深处的理想寄居之所。可是爱归爱，我们还能爱多久？还爱得起吗？
......
都说北京有多少人在假装生活，可是，又有多少人是倾尽全力地认真活着。
有次早上去海淀办事，赶了第一班地铁，五点十几分的车厢坐满了人，大家姿态各处销魂，对面小伙露着裤脚，四仰八叉靠着后背继续补觉，在这个一到冬天就拿秋裤说事的城市在那样一个时间节点和场合都尽失诙谐，反倒添了一份戚戚之感。整个车厢，唯独上学的学生意气奋发，不是看书就是背单词，帝都的忙碌真是娃娃都逃不过。
4.
北京是座宽容的城市。
她接受得了堕者的苟且，也承担得起打拼者的理想。
师姐的焦虑是这座城市所有打拼者的焦虑。
那天，我和师姐差不多同时到学校，我们选了靠窗的位置。师姐一脸清素，没化妆，一缕头发散在耳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师姐的脸上，憔悴得有些刺眼，有些醒目。
刚开始我俩话不多，但彼此都清楚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场。
看着窗外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从眼前欢声笑语地走过，师姐说了句，“看着他们真好！”
“师姐，最近过得好吗？”
总得有一个人为这尴尬气氛做点什么，显然，我成了沉不住气的那个。
“我要离开北京了。”
“去出差吗？要去多长时间？”
“不，不是出差。是......我要回去了，要彻底地跟这儿撇清了。”
她说，人啊，都贪恋这世间的纸醉金迷，难得的是北京不止灯红酒绿，还有不世俗的有趣的人儿。这里的每一位打拼者都希望在这座城市站得住脚，可是假若从北京的上空俯视这座城市，那些奋发不息的在公司与地铁站匆忙奔走的人群就只是那些成群结队为冬藏努力觅食的蝼蚁。如果真有上帝的存在，我想他们看我们应该就如同我们看蚂蚁搬家一样可笑吧。
后来我又问她，回去甘心吗？
她看着窗外，停顿了半刻，说，谁不想在这薄情的世界深情地活着？只是最后突然明白，这与城市无关。
（怀左训练营第一次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