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的历史，在我国的史册中占有重要地位。

南明的由来，是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已经灭亡，这个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永历等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

南明的历史，很多史学家认为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而《南明史》的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

《南明史》是一部揭露南明从建立到灭亡这段历史的历史读物，这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因为它不仅将一些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展现出来，更揭露了人性的善恶与荒唐。

本书作者顾诚，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

01立君的闹剧，不过是一场利益纠葛的勾心斗角

当朱由检在煤山自尽的消息传出后，朝廷全部灭亡，而作为留都的南京，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中心。对于当政和在籍的大臣来说，当务之急是立君。

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没能够逃出北京，因此，南京及附近的地方大臣、太监和将帅等，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是又担心舍亲立疏会引起政治风波。

反复考虑之后，他暗自去找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和福王之中选定一人，最后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第二天，史可法写信给南京的高级官员说明意见，南京的官绅对这个方案也比较满意。

谁知，在这一关键时期，马士英却突然得到报告，得知守备凤阳太监，勾结总兵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他看手下的大将全都自行投向福藩，担心自己被架空和淘汰，于是，权力的欲望让他背信弃义，借机向福王表示效忠，而这时的史可法还蒙在鼓里，正在写信申说不可立朱由崧的七大理由。

一度处于权力中心的史可法，正是因为他自身的优柔寡断，原本以为反复考量后，想出的拥立桂王的折中方案是万全之策，却没想到自己反被其乱。

真正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可他却在立君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果断拥立福王，致使大权旁落，也让自己陷于被动的尴尬位置。

史可法的致命弱点，就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着处处应付，小心行事，给自己留条后路，想要八方妥帖，最后却事与愿违。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当你终于对犹豫不决的事情做了决定，得到的结果却未必是自己想象的，而如果当时果断行事，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02大顺政权的灭亡并非内部腐败所致，而是一系列战略错误

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在接管山海关后，新生政权存亡的两个关键他都没有掌握好，一是对辽东的防务安排，二是政策上的调整，要缩小打击面，保护官绅地主的利益。

正是因为李自成等领导人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没有在政策上及时作出调整，本应放弃对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可他们还是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打击官绅地主，这让投靠他们的地主对大顺政权强烈不满，他们又被推回了敌对的位置。

究其原因，是因为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族贵族所扼杀。

明清之际的山海关战役，清胜顺败，这一战役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大顺军领导人的目光短浅，以及政策和战略上的一系列重大错误。

历史证明，正是因为大顺政权的一系列错误，再加上李自成宽厚有余，而警惕不足，在驾驭明朝降将上也犯了错误，组织混乱，最终叛乱四起，导致土崩瓦解，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人们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的时候，不妨登高望远，想得更深一层，走得更远一步，或许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结果，有很多事情的失败都是由于当时的鼠目寸光所致，等到后悔时却为时已晚。

《南明史》这本书，通过对南明政权的腐朽和内讧的真相的揭露——鞭笞了朱由崧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将人性中的荒唐完全显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为我们详细讲述和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再现了当时的风云突变与惊心动魄的场面。没有亲历战场，却也身临其境。

历史的帷幕总有落下的时候，当曲终人散，南明的悲剧和其中鲜活的生命共同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的功过听凭后人评说。

南明长达二十年的曲折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一段载入史册的历史，还有什么？唯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吸取经验教训，有效地利用这些历史和军事遗产，而在总结的过程中，或许还能看到些其他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