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乘13路公车到达终点站，我们坐上电动三轮，4人加上行李箱挤成一团，随着土路颠簸。穿过细长的隧道，再行驶一段路程，便到达岭后康复村，这是寒假潮汕康复村记录之行的第一站。从听说我的家乡有这么一个村子开始，潮州岭后康复村便成为我心心念念的康复村。跟我呼吸着同一片空气，流动着最亲近的血液，回荡着最亲切的乡音的村子，会是怎样的呢，又会有怎样的人儿与故事。
与想象的不同，岭后这个村子与其他康复村相比，实在不算偏僻。进村子的路比去揭阳西坑更加平坦，是水泥路和土路的区别；三片房子环绕的小小康复村周围，后面有人养鹅，几百只鹅每天都依呀呀呀地叫嚷；刚到的时候，恰好碰上来看望若深伯的邻近村庄的阿婶，她每隔两三天便会带上小孩子，看望若深伯，给他许多好吃又营养的食物；再远一点的山上的房子，是村长经常去拜访的人家。
村子只剩下3人。村长銮胜伯是位热心的伯伯，刚进村时，他便带领我们四处看看：哪里是厕所，哪里是我们住的地方，教我们如何用长竹竿“锁住”门，叫我们要看好自己的贵重物品......我们安顿下来后，每天的日常像往常访村一样，便是拿着相机，到各自负责的伯伯那里，坐着听他们讲故事，并在他们同意后开始正式访谈；跟着老人们四处跑，记录他们的日常；没事就四周转转，拍拍村子和四周的风景；自己做饭，起柴烧水；晚上便是偶尔嘻嘻哈哈大多时候严肃的分享。
在岭后的分享，会因为若深伯而有诸多的笑声。若深伯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大话唠”，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要不是我最近身体不太行（若深伯那几天有点感冒，一直待在床上），我话是非常多的，说不完的”。若深伯在讲故事时的形容时也是非常生动，在请求他接受访谈之后，他讲着讲着，会突然冒出一句“唉，我的故事要说很长呢，像泉水一样，要慢慢挤慢慢流”；这类意思的话他说过很多，还有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容“我的故事长过鼻屎呢（潮州俚语）”。当时我手上拿着相机在录像，但实在控制不住一直笑，回头看视频画面便是惨不忍睹的剧烈抖动。
�若深伯也是这个村子剩下的老人中记得最多关于太郎故事的人儿。每次访村都是做同样的事情，但不会是踏进同一条河流。不同的康复村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与故事，岭后可以算是一个在中国麻风史上有其重要意义的村子——家工作营的起点。数十年前，田原燎太郎从日本来到这个村子，他刚接近这群康复者们时所受的触动和感受我无从得知，但自此，他便在这里住了5、6年，把岭后的黄土地变成花坛，修补破败不堪的房子；他并没有满足于改善一个康复村的条件，每天早晨背着个皮包出门，天黑才归来，去汕大、韩师等学校宣讲（之后扩大至云南、广西等地），消除人们的歧视与害怕，招募许多志愿者组成家工作营。许多康复村从此开始有外人探访的足迹，同时，他们也为康复者们带来热闹、尊重与快乐。因此，太郎在这个村子所做事情，他与老人们之间的互动，是我们这次岭后行记录的重点，也是访谈若深伯的重点之一。
从对若深伯的访谈中，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太郎的生动细节：太郎在施工修缮房子的画面重现在我脑海中；在床上，爱说话的若深伯紧挨太郎热心地跟他说中国女婿对待公婆之道的话语如在今现；太郎与他的潮汕姑娘在岭后结婚时的热闹场景，邻村居民在墙外左顾右盼的细节让我印象深刻……这些少数的碎片，拼凑起点点过往。我感到有些遗憾，村子只剩下寥寥几人，许多往事也便随风飘散了；但却同时庆幸算是及时赶到，能够拾起一些碎片，从中窥见过往。村中的一砖一瓦，坛上的一草一木，老人们墙上的一张张与太郎、学生的合照，静默地记录着村子的历史，记录着影响和改变几十个麻风村的可爱人儿。
结束在岭后的访村后，回家过了一天元宵节，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站——揭阳惠来康复院。
前往村子的路像去凤凰天池般蜿蜒盘旋，周围的小山上树很多，也有些裸露的红土地。在接近康复村时，采风和梦儿突然兴奋起来，我便朝她们的方向望去——是一个大水库。水库水资源很是丰富，充盈在丘陵间，清澈得随着光线反射显现出浓烈的绿色。欣赏着美景，很是心旷神怡。这是我初到惠来康复院的第一印象：它是我目前去过的、觉得最美的康复村。
惠来康复院的房子在以前是十分分散的，在小溪的上头是许多坚固石头砌成的房子，男麻风病患者居住的房子与和女区隔开，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大多残垣还在，有间房子已成了养牛的地方；小溪流过一片草地，在溪下头的高地上，是以前的医疗院，这栋老房子现在是几位康复者居住的地方。更多的康复者是住在4、5年前修好的水泥路通往的目的地——一座两层高、拥有20几间房间的新楼。
这几天降温，在山间风很大，冷得我几乎每天都裹上大衣围上围巾。但太阳也大，日光很足，几位老人便每天早上走到新楼前方的空地上，或搬张椅子，或直接坐在花坛上，静静地晒着太阳，偶尔搭上几句话。除了无所事事坐着，有些村民会有需要忙活的事情：有的老人白天要去菜地，背着重重的担子，给绿油油的菜地浇上水；有的老人站在一大捆柴旁边，用斧头劈柴给自己与其他老人，因为村里没有热水器，大多村民都是烧柴煮水洗澡。
住在几间老房子里的振明伯和惜花姨，分别养了八只牛和近百只羊。他们偶尔要去放牛羊，同时要看住他们，免得这些牲畜吃完，打个饱嗝便走远了。但大多时候，这些牛羊通人性，吃饱了便一整群乖乖地回到各自的家中。振明伯他们也因此得闲，没事就在家里烧水沏茶，跟家中来访的人扯天谈地。
村子便是这么地宁静美好。空旷的山野间，时常会看到低飞的白鹭，和放养在田野里的牛；村民之间时常往来，互相帮助，比方说俊顺伯帮方伯伯做饭，秀贞姨帮汉忠伯劈柴。这一片安宁背后，有人本身美好的品质，也有其它支撑的力量。老板明弟伯说，之前脾气暴躁，但是自从修女跟他说了很多道理，他的脾气就变得好多了。这实在难以想象，因为现在的他是多么地温和，常挂着笑容。
明弟伯所说的修女，住在新楼后面的一栋房子里。实际上，在解放前，有一些康复村由教会建立和管理的，只是之后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由我国政府接管与控制。虽然如此，在许多村子里，会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痕迹。在崖西有神父服务村民和传教，泗安的医院里也有许多信奉耶稣的姑娘，而惠来，便有几个修女常驻。即使《圣经》里面将麻风病患者称作“不洁净者”、“恶魔”，这群虔诚的信奉者却也抱着解救苦难者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信念，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宁。
西班牙修女是现居住在惠来的三位修女中最为年老、在这里呆最长时间的一个。她经常在早上搬张椅子坐在太阳底下，享受着身上温暖的阳光和远处的山，陪伴一起在晒太阳的婆婆阿伯。来到这里已经12年，老修女学会说点点普通话。虽然大多时候她跟村民间语言仍然不太相通，心与心的距离却很近。她为这里的村民所敬重。
来到惠来的第二天早上，我们也搬着椅子坐到修女旁边，用自己蹩脚的英语与她沟通。她很和蔼友善，当我跟采风不懂某个单词而面面相觑时，她总会温柔地说：“It’s ok,no problem.”在对她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关于她个人与她们为村子做的事情：从21岁开始做修女，她戴上了戒指，承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和需要帮助的人；被派遣至印度近40年，在印度的康复村，一条大河的另一端，她照顾着生活不便的患者；当时许多印度的小孩因缺少维生素A而致盲，她如同慈母，养育他们；她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与其他几位修女一起，兴办起慈善学校，为许多贫穷孩子提供新的出路。在2004年，她接受修会的调配，来到了惠来，帮忙改善村子的条件，用筹来的资金为老人们买煤气，给他们更多一些补贴。
她与这些老人语言不通，难以与村民交流；她并不能从她付出的这些中得到些物质上的获利。在访谈时，她自问自答，为什么自己要来这里，不愿离开这里。“Why？”她由衷发问，停顿了一下，在内心中寻找可能已经回答了上千遍的答案。
“It's the power of god ,i can not deny it.”
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和围巾，透过她的眼镜，我看到真挚的眼神，那是由心而发的快乐。自己不是信教的，从小在潮汕“拜老爷”的氛围中长大，而学生时期学到的知识也是使自己更倾向与无神论。但霎那间，除了敬佩老修女所做的一切，突然羡慕起她因为信仰、因为自己的所选择的道路而获得的内心的安宁。是心灵的滋润吧，所以在87岁的高龄，还十分地健康与优雅。
这一趟记录之行下来，听到、遇到太多可爱的人儿。虽然只是短暂的相聚和心灵的对接，但就像在惠来最后一晚看到的星网一般，即使遥远，它们散发的光芒实实在在地收入眼中。
说到星空。面对那天晚上的满天星，我激动得哇哇直叫。同行的采风却意外地冷静，一本正经地跟我讲起了人生哲理：骑行去西藏时，遇到了有生以来的最美星空，但自此之后，面对相形见绌的星空，已经找不回以前的感动。她深沉地说道：“宁愿以前没有看过那么美好的事物。”
我白了一眼：“你是没有戴上眼镜吧，快去屋里拿。”
然后我们一起跑到天台。“哇！”她激动得大叫，我们抱在一起嚷嚷一起蹦跳，并把它们摄入相机中，成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