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编者是鲍耀明先生，全书收录了周作人和鲍耀明在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六年间来往的书信七百五十四封。一年分为一辑，共六辑。其中每条书信底下，又附录周作人晚年和书中书信有关的日记共八百三十七则，是研究晚年周作人的一部重要资料。
鲍耀明先生的生平资料可上网上查找，兹不赘述。此文也只谈书中的周作人，鲍耀明先生则在从略之列。
鲍耀明是在曹聚仁的引见下给周作人写信，这是两人通信相识的开端，鲍耀明后得周作人答复，两人遂鱼雁往来。书里的第一封信是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周作人写给鲍耀明的一封答复信，信中有云“因前信曾说有煎饼可得”，则可知这不是周作人答复鲍耀明的第一封信。在以后的六年多的时间里，两人书信来往，周作人托鲍耀明代买食品和书籍，鲍耀明向周作人询问一些文坛典故轶事，对于和周作人有关的则询问的尤其详细，直至六六年六月三十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写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底下附录日记中，七月一日和七月六日两日日记尚有周作人写给鲍耀明的“为寄耀明信、耀明信”两条记载，而周作人的这两封信未见收录。两人的通信也到此结束，可知全书所收的尚非两人的全部通信也。全书的最后部分是以周作人几条日记结束的，最后一条，即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也是周作人生平的最后一条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又件内春信等三册。”
读了这本书，最让人感兴趣的还是书信里流露出来的周作人晚年的生活窘境。
周作人晚年食用品的匮乏，其实这也难怪。当时正值全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全国上下普遍的食品供应不足。这时的周作人是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周作人照编辑社的指定，翻译古希腊和日本的经典作品。初时工资为二百元，后涨为四百元，两年后又复降为二百。关于此事，专门负责接洽周作人翻译工作的出版社工作人员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一文中说道：“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稿费二百元，而对另一位特约译者钱稻孙，当时则只预付一百元。这数目当然是上级决定的，……一九六四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当时周作人译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费标准算，他历年预支的稿费也大大超过了他已交稿子所能得到的报酬。于是，决定把他的待遇减半。”
周作人的月工资在二百到四百之间，此外周作人常常给赤报等刊物写稿，有额外的稿酬收入。二百元到四百元意味着什么呢？当时的城镇普通居民的平均收入在三十几元左右，周作人的收入在普通居民的十倍以上。当时一些受照顾的高级文艺家，工资也就在四百到八百元之间，这个数目是远超过当时编制内的一般甚至高级公务人员，周作人也算是在高收入的人群之列了。可通观全书，他给人的印象还是缺钱用。除了家用开支较大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周作人的理财出现问题了。
妻子长年生病看病、对于亲友的资助，周作人自己也常常外出买东西，买的也多是零食糕点类的物品。这些零头乱绪的开销，想来周作人是随手浪掷的，统共加在一起也就常常超过周作人不菲的月工资收入。周作人贴补家用的方法之一，除了写稿投稿而外（他自己称“为稻梁谋”），就是向友人请求食品接济。书中的书信部分，两三篇中必有一篇是向鲍耀明先生请求各类食物接济的。“乞寄下煎饼一盒；闻有糯米，乞寄下五公斤、费神至感；如能赐生油一公斤及砂糖二公斤，则深感嘉惠矣……”。一位不惮求，一位也不惮给。想来鲍耀明也是深知周作人处境甚艰，许多时候主动给周作人寄送食品。除了食品的匮乏，这里还可看见周作人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嘴馋。寄送的食品中除了油和糖等常用物品外，还有一些鲸鱼罐头、沙丁鱼罐头等高级食用品。这在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应该是非常高档的奢侈品了。具体有哪些食品，一位对日本菜肴有了解的作者在一篇名为《周作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海淘生涯》的随笔中，对这些食品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这里的“蒲烧”，是一种日式料理方式，指切开鱼并剔骨之后，淋上以酱油为主的佐料，串上竹签去烧烤，一般常见的有鳗鱼蒲烧、秋刀鱼蒲烧等。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娶妻羽太信子，对日本食物颇为欣赏。他拜托鲍耀明代购的食物，多为日式，除了上文的盐煎饼和清酒，还有福神渍（一种日本什锦八宝酱菜，现在最常见搭配咖喱饭食用）、奈良渍（用酒糟腌制的奈良风味酱菜）、玉露茶（一种日本绿茶的）……甚至还有一包佐饭调味料，内有紫菜碎、芝麻、七味粉等，专门洒在米饭上食用，我曾经在京都买过几次，没有菜蔬下饭时，味道颇美。
这些日本土产中，最令我动容的却是一盒东京荣太楼的栗馒头。荣太楼是1858年创立的东京和果子老铺，所谓栗馒头，是一种栗子馅的和果子。”
或者读着会感到意外，周作人真的拮据到这种地步了吗？周作人的这种不远千里的“求食”，除了生活上的艰窘和口腹之欲望。也不能忘了他是提倡过“生活的艺术”的周作人，写过娓娓而谈各种美味佳肴的小品文的周作人。生活的苦境和他自己的生活追求是一方面，大概透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窥视到周作人晚年苦闷枯寂的心境。他很想像过他的小品文那样闲适飘逸的生活。可是始终“不得其便”，年过八十的他还得每天绷紧了神经，为了各种琐事而操劳。忙的时候苦闷，无事可做了不是闲适，而是更加苦闷。他自己在最后一个月的一条日记里说：“此一个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
做为在文学学术思想领域取得过巨大成就的周作人来说，这本书里的周作人谈艺论文的部分也很是很让人期待。但通读此书，除了一封封简短的书信里洋溢着他那依旧是冲和恬淡的文风而外，里面涉及文学文艺评论的部分却是太少了，读完未免让人有种怅怅不足之感。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周作人对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的品评。
丰译《源氏物语》现在是公认最为权威最有水平的《源氏》译本，周作人在日记里不止一处批评此书，在给鲍耀明的信中，他表明此意时说的颇为委婉：“目下是丰子恺译，请钱君一阅，算是校阅，日前曾问过他（钱稻孙），答说只求文意与故事不错，也就算了。其语颇为幽默，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即《源氏物语》的翻译）。”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的日记里周作人则毫不掩饰的说：“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的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本根本不可用。”可惜我们外行也不能详明的知道丰译源氏到底是何水平了。
其中也有一些书信可为研究周作人学术思想提供很好的材料，如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致鲍耀明信：“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大政以下则有谷崎君（谷崎润一郎）与永井荷风。”
六五年六月九日信：“其实我从日本的川柳，特别是《末摘花》四编，得到极大的影响。”
六四年十二月三日信：“近日无书可看，只得‘炒冷饭’，将以前看过一遍的老古董，如《阅微草堂》《右仙台馆笔记》，都拿出来看，但也禁不起看的很耳。”
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信：“找旧有的书‘炒冷饭’，有些书已经看了三四次了，特别是《阅微草堂笔记》，并不是喜欢它，实是和尚们所说的‘只图遮眼’罢了。”周作人晚年重读自己先前爱读的这些国学典籍，这时也变成“只图遮眼”。
这些对研究周作人思想学术都是很有裨益的，可惜在全书中也只是吉光片羽，不数数逅耳。
若关于周作人生平一些是非纠葛和周作人的一些隐秘的私人事件，我在这本书里反倒没看见多少足以惊心骇目的材料来。即如周作人和鲁迅矛盾一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略略的说过，比及鲍耀明先生问起来，周作人也还是不做过深的阐述，只轻描淡写的说上两句。知堂老人的大抵意思是：也只是两人如任何平凡的人一般闹翻了而已，其中别无什么重大的隐秘的原因，更不必当作什么重大的事故去看待。倒是周作人对昔日一些文人们的评价，可考见周作人一以贯之的那种淡漠的，带着几分隐士风味的处事处世之风。如胡适、徐志摩、陈源诸人的评论。虽然褒贬显明，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陈源亦颇有才情，只为参加女师大一役，以正人君子自命，枉废许多力气甚为可惜。对于其他文人甚至一些旧友，提及时也是如此，对胡适的评价已经成为周作人的著名警句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但是周作人似乎始终在表明自己这样一个立场：“这些事这些人已经过去了，当成奇闻异事说说可以，也就说者说说，听者听听而已，不必过分认真，也不必参入过多的意气用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