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大喜哥的一生,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网红

梵高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这句话用在青岛“大喜哥”身上,再适合不过。

七年前,元宵节过去没多久,一条关于青岛某小区内失火的新闻,突然爆红。

新闻里,那个被称作“大喜哥”的男人,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他梳着潦草的两条辫子,辫子上带了几朵红花,穿着紫红色的女士外套,沧桑的脸上涂着艳俗的浓妆,仿佛从戏台上走下来的小丑,正茫然无助地对着镜头。

当时看了这条视频,众多网友为他怪异的装扮“笑断十二指肠”。

但是,了解过大喜哥的故事后,大家再也笑不出来了。


2012年,默默无闻靠捡破烂和吃政府低保卑微活着的“大喜哥”因为一则失火的新闻莫名爆红网络。

特殊的造型让他成为媒体和网友关注的重点,而多数是出于好玩,但这对靠捡废品维持生计的大喜哥来说,并不“喜”。聚光灯在前,烟熏火燎、满面尘灰在后。其间辛酸,只有他一人品尝。

流量至上的年代,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被娱乐化了。小人物的“闪亮点”被流量裹挟通过一次次的曝光不断放大。

而流量给小人物带来的满足感,却能轻而易举地蒙蔽他们的双眼和心智。民众只是出于好奇和好玩,却容易被曲解成理解和赞同。

大喜哥,本名刘佩麟,1956年出生,亲生父母不详,3岁的时候被遗弃在青岛火车站。

幸好,一对好心的夫妻收养了这个孩子。大喜哥的童年过得十分安逸,成绩也很不错,曾经在青岛二中读书。

从初中开始,大喜哥就喜欢读书看报,并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过得最滋润的时候,他在服装厂上班,住着养父留给他的一套老别墅。

后来,他和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了可爱的女儿。

1992年,服装厂改制,大喜哥下岗。

1999年,养母得了肺癌,很多人劝大喜哥放弃。但他感念养母的养育之恩,把别墅卖了给养母治病。

可惜,心地单纯的大喜哥遇到了骗子,买家签订合同时,提出分两次付款,交了10万元之后却拒不认账。

大喜哥为此打过官司,最后官司输了,房子也没了。

他仍坚持要给养母治病,不惜到处借款,欠债十几万,依然没能留住养母的生命。

大概是祸不单行,大喜哥的女儿生病,妻子抱孩子去看病途中发生车祸,女儿当场死亡。

妻子从此神志恍惚,没多久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出现。

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大喜哥失去了家,失去了所有亲人,再次成为孤苦无依的流浪者。


有人说,最深的思念,是你走之后,我便成了你的样子。

从那以后,大喜哥便开始穿女装,也开始了长达16年的拾荒生涯。


人财两空后刘佩麟遂向朋友借钱,林林总总欠下了十八万的外债。他把每一笔外债都记得很清楚,这其中有邻居的,还有朋友的。


从此,刘佩麟开始拾荒度日,一边维持最低需求的生活,一边还债。

“酱油倒上水,加上葱花,这就是我的晚饭。生活苦不苦,确实苦,这种生活持续了20多天。我自诩这是在减肥,练体形”,还债期间的刘佩麟很难吃上饱饭,但也不忘自嘲一番。

之前欠下的十八万外债,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份中等偏上的年薪,但他用了近二十年才还清最后一笔欠款,700元。

还清的那一刻刘佩麟长出一口气,他说自己没有心事了。


某一年清明节,他在日记里写到:“爸妈,请您们原谅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并不那么好”。

或许,在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上半场里,穿女装于刘佩麟而言是一种喘息的方式,也是周围一片灰暗里,唯一留给他喘气的窗户。

刘佩麟曾在那本破破烂烂的潦草日记里写到:“颠沛流离了二十一年,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没办法只能换下女装,想再找回自己,可是我又错了”。

后来,他对记者说,自己是个没本事又很懦弱的人,所以才会用如今这种方式被人看到,很无奈,也很搞笑,但他一样有自己的悲痛。


被压制的自我

在一片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中,刘佩麟对于自己性别的定位越发明晰起来。于是,他选择直面自己的内心。

直面内心,这四个字所有人都常说,媒体也常说,以至于有了点矫情的色彩。但它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有点不一样的,至少意味着一种生机。

就像青岛街头的市民看到刘佩麟的印象一样:穿女装的他衣服很破,头发很乱,但不知道在开心什么,看起来挺幸福的。

可能刘佩麟就是砖缝里的草,哪怕周围都是水泥,它照样能拱出一条缝隙用来生存。

此后,他就把拾荒过程中遇到的女装、被丢弃的头饰和彩妆都收集起来,每天装扮一番后才走出蜗居的房子。


因为捡来的化妆品条件有限,化妆手法又很粗狂,出门之后的他就像个移动的猎奇笑话,经常被人指指点点。

不过,这段日子并非全无亮色,生活总是用打人几百个巴掌,才给一颗糖的诡谲方式向下流淌,刘佩麟也不例外。


某年拾荒时,刘佩麟发现自己的推车后面有个人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他问对方看什么,这人也说不清楚,只是比比划划地打手势。

他这才知道对方是个哑巴,哑巴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对两人而言都十分奢侈又真挚的话:我欣赏你,我爱你。就在刘佩麟不解的时候,对方又推过来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夸他的话。

就这样,两人生活在了一起,一起拾荒,一起过日子。刘佩麟甚至有种错觉,要是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日子好像也不那么苦了。

然而在2004年左右,同样身份成谜的哑巴被警方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刘佩麟只好推测个中原由:他犯事儿了,警方也不好多说什么。


刘佩麟进入公众视野后,曾有记者问他想不想哑巴,他说“人都是感情动物,但我不想找他了,他也别来找我了,就这么结束了”。

在媒体的镜头前或者报端,刘佩麟还有个名字:青岛大喜哥,或者花大姐、花姑娘。


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带着几分戏谑和嘲弄,总是提醒刘佩麟自己的存在是个“错误”。


大喜哥特别爱美,虽然不会化妆,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涂脂抹粉,打扮自己。

即使住在一个破烂的小出租屋,也一定要放上三块镜子,每天出门拾荒前照一照。

其中一个只剩一半的镜子上,大喜哥还写上了一句话,“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

2016年,大喜哥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这让大喜哥有了一种重生的希望。

大喜哥剪去留了18年的长发,换上了男人的服装,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颠沛流离了二十一年,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没办法只能换下女装,想再找回自己,可是我又错啦……

那些“女人”的日子,就像这个伤口一样,即便脱下衣服,也不会全部抹去。大喜哥说:“我穿了16年女装,从来没有犯过法,也从来没有害过人。”

当时的他,应该是真的铁了心,要与过去的自己说再见,只是剃了平头才五个月,大喜哥就就重新换回女装,又住进破烂不堪的出租屋内。

谈起自己向往的生活,大喜哥也不再像六年前给自己鼓劲,言语之间只剩无奈:只想没人打扰,再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仅此而已,年纪大了,变性的心思也淡了。

有人问,他重新换回女装是对现实的宣泄吗?大喜哥回答“也是宣泄也是喜欢,喜欢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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