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两年兵。在内江。
内江这个地方，我来之前不晓得，来之后忘不掉。四川的城，多是潮的，内江更潮些，潮得人骨头缝里都发软。我们驻扎的地方，说是看监狱的，看的是内江市第一女子监狱。
女子监狱里，关的本该是女犯人，可关的偏偏是男犯人。
这话说起来像个笑话，可在那地方，没有笑话。监狱就是监狱，犯人就是犯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关进去了，便都是一个样。我们守在墙外头，他们在墙里头，隔着铁丝网，隔着枪，隔着说不清的东西。
那铁丝网，叫蛇腹形刀刺网。一圈一圈地盘着，每一圈都长满了铁刺，密密匝匝的，像一群饿急了的蛇，盘在那里等着咬人。我后来跟它亲近过一回，亲近得过了头。
当兵的日子，是数着过的。
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跑操，训练，站岗，训练，吃饭，训练，站岗，睡觉。日头升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升起来，跟没升没落一个样。半年有一次魔鬼周，那才是真正的地狱。七天六夜，不让你睡，不让你歇，跑不完的步，爬不完的山，做不完的俯卧撑。人到了那时候，就不是人了，是机器，是一团不知道疼不知道累的肉。
有一回，我是真真地差点死了。
那是一次任务，有几架不知名无人机盘旋在监狱上空，我们尖刀组受命去巡山。内江的山不高，但陡，且还下着细雨，尽是些碎石子，踩上去往下滑。我爬到半山腰，脚底下一滑，整个人就滚了下去。滚了多少圈不晓得，只晓得最后停下来的时候，脑袋正正地磕在那蛇腹形的刀刺网上。
疼么？不疼。那时候不疼。只觉得头上有个地方忽然开了，热乎乎的东西往外淌，淌得急，像水龙头拧到了最大。我伸手去捂，捂不住。血从指缝里往外冒，冒得满手都是，顺着胳膊往下流，流到袖子里，还是热的。血淌下来，糊了眼睛，糊了嘴。我拿手擦，擦不完，越擦越多。
卫生员跑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地上了。他脸煞白，我倒想笑。不就是血么，流就是了。
后来听战友说，那血喷了有半米远。
我躺在那里，看着天。内江的天，灰蒙蒙的，看不见云。我想，这就要死了么。二十一岁，还没娶媳妇，还没给爹妈养老，还没去过日本，就这么死在这内江的山上，死在这蛇腹形的铁刺上。
后来没死成。战友把我背下去的，送医院，缝针，活过来了。活过来就接着当兵，接着训练，接着站岗。
21年，去武汉。
那时候武汉正是新冠嚣张的时候，满城都是看不见的东西，闻不着，摸不到，可人人怕它。我们去支援，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从头包到脚，闷得像蒸笼。走几步路，里头就湿透了，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淌到鞋里，走路咕叽咕叽的响。
有一天，我险些又死了。
不是染病。是累的。连着值了多少个钟头，不记得了。只记得忽然眼前一黑，人就软下去了。倒下去的时候还穿着那身防护服，厚厚地裹着，像个茧。我想，这回真要死了，死在武汉，死在疫里头，死在离家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
也没死成。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医院里，旁边有人看着我，见我醒了，说，没事了，就是累的。
累得。这两个字轻飘飘的，可那会儿听在耳朵里，竟觉得重。我躺在那，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又想，这又是何必呢。从内江到武汉，从刀刺网到疫区，怎么老是在这些地方打转，怎么老是差点死了，又没死成。
我有时候想，活着这件事，大约就是这样的罢。
你以为要死了，偏偏没死。你以为熬出头了，偏偏还有更难的在后头等着。你以为逃出去了，偏偏回过头来一看，自己还在原地站着，什么都没变。
下雨阴天的时候，就想起那蛇腹形的铁刺，一圈一圈地盘着，每一圈都长满了刺。我那时候从山上滚下来，正正地磕在上头，那东西大概也吃了一惊，想道，这人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
武汉那回事，没留下什么疤。看不见的，反倒不好忘。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还会想起那身湿透了的防护服，想起那咕叽咕叽响的鞋，想起那白花花的天花板。
老家没有内江那种潮乎乎的闷，没有武汉那种看不见的怕。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如今坐得久了，竟觉得这些静，比那些闹还难熬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