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是在老乡聚会的饭桌上认识的，他比我小七八岁，算起来我们认识了已有十几年了。
那时候他刚起步做广告制作的小生意，总在聚会时念叨“在城市里没圈子难站稳”，后来听说要组建商会——只接纳做生意的老乡，普通会员年交五百，说是能混脸熟、攒人脉，副会长的名头得掏一万块，在商会就能拥有了不俗的话语权，他听着听着就动了心。
我没打算加入。倒不是不看重人情往来，只是觉得自己当时的日子过得平实，和商会里要凑热闹的“场面”不搭，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即便有老乡邀请，也都被我一一婉拒了。
但老乡会的聚会我还常去，每次都能看见他：穿得比平时体面，左兜揣着好烟，见人就递，聊起商会的事眼睛发亮；等散了场，才掏出右兜里的便宜烟自己抽。那时候他在这座城市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却铁了心要凑一万块当副会长，还笑着说我“不够有魄力”，我没再多做解释，更没有对他多劝。
不久，他发朋友圈，只见他拿着那张副会长聘书，一脸的踌躇满志，满是对“圈子”的无限期待。
后来老乡会相聚也有了功利的一面，我慢慢减少了参与，再到后来的彻底不参与，我们也渐渐没有了交集。
再次见到他，是几天前的下午。我在一家五金店买东西，听见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才认出是他——又黑又瘦，胳膊上还沾着点广告安装的胶水印，皮肤被晒得发糙，没了从前凑场面时的活络劲儿，倒多了几分踏实的疲惫。
他主动提起商会，没等我问就先笑了，那笑里带着点苦涩：“早不掺和商会的事儿了，水太深了。”他还说，当年那一万块，要是给在农村的爹妈，足够他们舒服地生活上两年了；又说进了商会才知道，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人，真要找帮忙时都躲着走，连商会的活动都没叫过他几次，“拿着个副会长的名头，倒像一个局外人”。
我们站在路边聊了会儿，他说后来退了商会，一门心思扎进生意里，自己跑客户、装广告牌，忙不过来的时候，妻子也跟着一起干，风吹日晒的，倒比从前踏实多了。“现在好了，前几年在这边买了个小房子，把俩孩子也从老家接了过来，就在附近上学。”说这话时，他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眼里透露出清澈的光。
是呀！那些虚头巴脑的名头终究撑不起来生活，只有一砖一瓦的踏实，才能垒出安稳的家。他挥着手跟我道别时，脚步走得很稳，背影里再没有当年凑场面时的局促，只有过日子的笃定。
看着渐渐远去的他，我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他终于在跌跌撞撞中看透了人情世故，终于在风风雨雨里悟出了生活的本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