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喻：形声字兼会意字，始见于隶书。喻的初文为篆文谕字，隶书、楷书改从言为从口。喻变成从口俞声。
“俞”本是挖空树干的独木舟。《说文》： “俞，空中木为舟也。”口和俞结合，意思是水关上的人说船队过关要像其他船队一样接受检查，由此产生说明，比喻的含义。
也可理解为船上的人说知道船队过关要接受检查，由此产生明白的含义。如《礼记-学记》：可谓善喩矣。
又如《礼·文王世子》：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敎喩而德成也。
凡从俞的字都和船有关，如“输”表示船的运输功能，“逾”表示船越过某处，“愉”表示乘坐船的愉快心情。由“愉”又延伸出“愈”，表示治愈后的心情。
喻也是一种中华姓氏。据史籍《姓苑》记载，远古黄帝时，有个医官叫俞，俞的后代相传姓俞。
南宋建炎年间，俞氏一族后代有个叫俞樗的，聪明好学，举为进士，精通世故，宋高宗赵构喜欢他“佯佯知喻”，就赐姓为喻，后裔称喻氏。
义：会意字。从羊从我。古人把“羊”作为和善的象征。“我”本来是指一只有棱有角，还具有锯齿状的刀刃的兵器，后假借作第一人称的代词，指自己。
有的学者认为由“羊”和“我”构成的“义”的意思是像羊一样与人为善，一切好事、善事应从“我”做起。于是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好事、肯牺牲的精神称为“义”。
也有一说：“我”原指一种长柄的仪仗队中使用的兵器，在部族祭祖时，除了供上羊头之外，还有手握“我”的武士作仪仗队，所以“义”本义即为威仪、礼仪。
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孟子则进一步阐发了“义”。“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义”是“仁”的具体表现，“义”是“仁”的执行者。二千多年来，儒家都以仁义道德为个人修身的至德要道。
韩愈在他的《原道》中提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也就是说，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就叫义。如正义、义愤填膺、义正辞严、见义勇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等。
孔子曾说：“君子义以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即用义为作人做事的根本，用礼实行，用诚信来完成。这才是真君子。
孔子还说过：“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义是立身之本，是行为的最高标准。
儒家认为，凡事合于义则做，不做就是“不义”，不合于义则不做，做了就是“乱”。如《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义也通“宜”。如《论语》中有“不仕无义。”意为不去做官不合适。又如《论语》中有“务民之义”。意为致力于百姓该做的事。
利：是指人的生活养命之源，亦是指满足实际生活利益所需。儒家所反对的是损人私己之私利。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君子能知晓义之重，小人眼中只有利。”
孔子多次用“义”和“利”相对照，以此分辨君子还是小人。孟子继承孔子的观点和大力发挥，成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人物。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孔孟并不反对“利”，而是提倡在遵循仁义为前提的“大利”，反对不顾仁义的“唯利是图。”
在孟子的王道政治中，他要求君王“为民制产”、“使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
同时又要求君王“吊民代罪”，推恩以“保四海”并主张“薄其赋敛”，“去关市之征”，以利便商贾行旅，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何必曰利”实质上是告知君王，推行仁政，“大利”于天下的黎民百姓。
荀子对于儒家的义利观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在符合仁义道德的前提下，以“利”为目的而为之，谓之“事”。以“义”为目的而为之，谓之“行”，即德行的实践。
成就德行和成就事业之间，儒家更重前者，儒家重义并不排斥利，而要求人们“利不背义”，但坚决反对“见利而忘义”
在现实生活中，见利忘义的人满街跑，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翻脸、反目的人身边就有很多。他们的“无情无义”严重污染社会精神环境。
有些贪官“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他们损公肥私，贪赃枉法，大发“不义之财”。
普及和宣传儒家的“义利”观刻不容缓！
恶有恶报蒲寿庚
1973年，在福建泉州的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
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很可能是当时泉州富可敌国的蒲寿庚家族的香料船，蒲氏家族沉浮史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蒲寿庚祖上来自大食（阿拉伯）色目人，因贸易移居位于今天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国，十一世纪迁徙来华定居广州，在十三世纪南宋后期又移居泉州（刺桐）。
泉州面临大海，背后的莽莽大山让泉州和常年混战的中原地区隔绝，百姓生活相对安宁。泉州的第一批移民来自西晋时期因“永嘉之乱”而被迫背井离乡的洛阳人，境内“晋江”和“洛阳江”似乎在提醒着他们先祖的沧桑。
自唐朝以来，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港口和贸易中心。“安史之乱”后，中原残破，经济凋敝，北方人口继续大量南迁。
随着人口的迁移，经济文化中心也向南方转移，人才和资金的聚集，使泉州愈加繁荣。这种景象在当时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和欧洲商人的笔下都有记载。
由于伊斯兰商人、欧洲商人的大量涌入，泉州建造了大量清真寺、明教的摩尼寺、佛教的南少林寺，加上当地本土的宗教寺庙如妈祖庙、保生宫、清水宫，后期又引进三敎合一的三一敎，天主教，基督教，泉州成为“宗教博物馆。”朱熹曾形容泉州：“处处都是寺庙，满街都是圣人”。
泉州港是个天然良港，这里出口的大宗商品是丝绸、陶瓷器、铜铁器和泉州的泉缎，而输入的商品包括珍珠、象牙、犀角、乳香、贝纱等，其中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是香料和药物。
北宋时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当时泉州的人口超过20万，城墙长达30里，泉州港内停靠的船只上万艘。
南宋时，出入泉州港的许多外国商船队，夏季御西南风而来，冬季逐东北风而去，一年两度，繁华无比。到了宋末，泉州港已成为“东方第一”的贸易大港。
南宋末年，包容宽仁的南宋朝廷没有忌讳蒲寿庚的阿拉伯身份，任命蒲寿庚为泉州市舶司，主管对外贸易。
蒲寿庚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三十年，朝廷始终对他恩宠有加。蒲寿庚亦官亦商，迅速赚取巨额财富，闻名远近，拥有巨舶多艘。
南宋·岳飞之孙岳珂所著《桯史·番禹海獠》载：“番禺（广州）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
蒲寿庚依仗雄厚财力，势力渗透到泉州各个角落，俨然成了当地的土皇帝。
朝廷这样厚待蒲寿庚，他却毫无感恩之心，为了利益，不知礼义。
1276年3月，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军攻破，宋恭帝投降。大臣陈宜中（南宋末年宰相，今浙江温州市人）、张世杰（抗元名将，今河北涿州人）拥立赵昰为皇帝，是为宋端宗。
元军从浙江南下福建之后，陈张二人保护着宋端宗率领水陆军十万人来到泉州附近，计划“作都泉州”，站稳脚跟后继续抗元。
眼看元军大举南下，宋朝国势衰微，蒲寿庚心中就有了另投新主的念头。早在前一年的1275年，恰逢朝廷出现叛乱，蒲寿庚拥兵自重，趁机击败宋军，控制了泉州军政事务大权，叛象毕露。
南宋初期，就有三百多名赵宋宗室迁居泉州，到南宋末年时，已经繁衍至三千人左右。现在福建漳州的“赵家堡”，据说就是当时赵宋宗亲所建，为了躲避元军的屠杀，他们改姓“黄”。
由于泉州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元军海上力量薄弱，无法从海上发动攻击。所以宋朝残余力量如果能以泉州为陪都，就有了一个可以长期固守的基地。进可以伺机反攻，退可以转进澎湖台湾，南宋小朝廷就还有生机，中华正统也将得到延续。
可是已经决心叛宋的蒲寿庚却“闭门不纳”，坚决不让宋端宗一行入城。南宋残部只得驻扎在法石寨，打算取道漳州到广东潮州。
临行前，张世杰向蒲寿庚借船运粮，蒲寿庚海船众多，却一口回绝。眼见蒲寿庚如此忘恩负义，张世杰不由勃然大怒，强行征调蒲家海船并抄没货物。
蒲寿庚闻讯暴跳如雷，立即令长子蒲师文带兵虐杀泉州城内的南宋宗室，老弱妇孺无一幸免。而且所施手段极其残忍，他还挖开南宋宗室的祖陵来泄愤，并趁机吞没了南宋宗室地产和船队。
第二年，1277年十二月初八，蒲寿庚献城投降，并且将自己的所有船只都献给元朝。“小人”面目暴露无遗。
蒲寿庚降元遭到泉州百姓的激烈反抗，为了维护其统治，蒲寿庚在元军帮助下，在泉州城内外展开了大屠杀。泉州城内的南宋遗民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被害。
泉州清源山下的南少林寺僧众反对蒲寿庚降元，遭蒲寿庚和元将奇握温思的镇压，他们率元军万人冲进少林，千余僧众被屠，只剩数十人逃出。
泉州许汉青（进士出身，官至承信郎）家族散尽家财，组织义军抗击蒲寿庚，掩护宋帝南逃，后被蒲寿庚几乎灭族。
元兵实行剿乡灭族策略，不仅火烧晋江许汉青、许夫人（陈淑桢，许汉青妻，福建莆田畲族人，今闽台粤各地有许夫人庙）的家乡许宅巷、陈厝坑，迫使二乡的许、陈、曾三姓族人背井离乡亡命天涯。
南诏（今云南大理一带）的许姓氏族遭到牵连，也惨遭杀戮，几乎被灭族。
他因此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被擢升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随后又“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
张世杰和义军许夫人及其侄子陈吊眼等曾经率兵从潮州杀回泉州，“欲得蒲寿庚而甘心”，但泉州城池坚固，围城七十天不克，终于在元朝援军与蒲寿庚的夹击下被迫返回广东。
蒲寿庚随后又配合元军主力南下，进兵广东，最终灭亡南宋，上演了崖山的千古悲剧。
蒲寿庚因为帮助元朝灭宋有功，他的家族在元朝一直地位显赫。蒲寿庚本人被元朝任命为福建行省中书。从此，蒲氏家族，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富甲一方。
不过善恶终有报应。蒲氏风光一百年后，元朝覆没，汉人夺回江山。明太祖朱元璋对蒲寿庚的恶行早已深恶痛绝，他下旨将蒲寿庚的尸骨挖出来鞭尸，又命蒲氏男子全部流放充军，女性全部入娼为奴，凡蒲氏子弟永世不得读书入仕，整个家族在明朝的几百年中沦为贱民。
多行不义必自毙，蒲寿庚为了个人“小利”，抛弃民族“大义”，暂时风光了几十年，却把子孙害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