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东晋变局（202）

两晋南北朝——东晋变局（202）
话说公元363年二月，晋廷颁诏大赦天下，并改元“兴宁”。此次改元，表面上为新年新气象，实则朝野皆知，皇帝司马丕登基已三年，朝政依然由门阀大族与外镇强臣把持，改元之举，多少有些希图振奋却力不从心的意味。
就在改元后不久，皇太妃周氏在琅邪王府去世了。这位周太妃是晋元帝的妃子、晋哀帝的祖母辈人物，在宫廷里地位尊崇。第二天，晋哀帝亲自到琅邪王府治丧，还特意下诏让司徒、会稽王司马昱总揽朝廷内外事务——这说明皇帝要专心治丧，政务得有人代理。
这时北方的前燕政权开始新一轮军事行动。燕国宁东将军慕容忠出兵进攻东晋所属的荥阳郡，太守刘远不敌，弃城南逃至鲁阳（今河南鲁山）。
到了五月东晋中枢发生重大人事变动。朝廷加授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并假以“黄钺”。这一系列头衔意味着桓温集政权、军权于一身，且拥有代表皇帝专征的大义名分，别看桓温权势熏天，却不过是个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无能之辈。
桓温旋即搭建自己的核心幕府：任命抚军司马王坦之为长史，提拔征西掾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此三人深受桓温信赖，桓温为人，气度高傲，但与郗超交谈后，常感叹其深不可测，因而倾心结交；郗超也竭力报效。王珣是丞相王导之孙，与谢玄同为桓温掾属，均受器重。桓温曾评价：“谢玄年至四十，必能持节统御一方；王掾珣则将在壮年便位至三公，都是难得的人才。”后来历史证明，他的眼光很准。
这段时期还任命了其他将领：西中郎将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军事，北中郎将庾希都督青州军事，都是为了加强长江以北的防务。
五月某日，前燕军队攻陷密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晋将刘远再度南逃，此次一直退至江陵。
秋，八月，天文官奏报：有孛星（彗星）出现于角宿、亢宿之间。在古代天象学中，常被视为兵灾或变乱的征兆。
与此同时，西北前凉发生血腥内变。国君张玄靓的祖母马氏去世，他尊奉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对权臣张天锡的专横深感不满，就与大臣张钦等密谋诛杀张天锡。不料计划泄露，张钦等人反遭杀害。年幼的张玄靓（时年约十六岁）惊惧不已，竟提出将王位让与张天锡，张天锡拒不接受。其心腹右将军刘肃等人见状，干脆劝张天锡自立。
闰八月，张天锡命刘肃等人趁夜率兵闯入宫中，弑杀张玄靓，随后对外宣称国君“暴病身亡”，并谥其为“冲公”。张天锡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时年仅十八岁。他尊生母刘美人为太妃，并派遣司马纶骞携带奏章前往东晋都城建康，向朝廷“请命”，此举名义上是寻求东晋承认，实则不过是通告既成事实。
冬，十月，前燕镇南将军慕容尘在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攻打东晋陈留太守袁披。与此同时，东晋汝南太守朱斌趁燕军主力在外，出兵袭取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一度得手。
同期，塞北代王拓跋什翼犍（北魏前身之首领）发兵攻击高车（敕勒族一部），取得大胜，俘虏人口万余，缴获马、牛、羊等牲畜超过百万头，从而实力大增。
十一月，东晋方面，任命征虏将军桓冲（桓温之弟）为江州刺史。不久，原羌族首领姚襄的旧将张骏，杀死江州督护赵毗，率部众发起叛乱。结果被桓冲迅速发兵征讨，很快将张骏斩杀，平息了这场动荡。
转眼到了公元364年正月，前燕朝廷宣布大赦，紧接着，二月，前燕太傅慕容评与龙骧将军李洪率军南下，进攻黄河以南的晋朝领土，进一步挤压东晋的北部防线。
三月初一，东晋推行一项重要的行政与经济改革：大规模核查全国户口，严令所有侨寓流民必须以现居地为准登记户籍，并颁布严厉法令以确保执行，史称《庚戌制》或“庚戌土断”。此举旨在将北方南迁的侨民纳入国家编户，承担赋税徭役，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削弱侨姓士族利用“侨籍”荫庇人口的特权。主导者桓温，既有富国强兵的考量，也隐含抑制其他高门、集中权力的意图。
再说说晋哀帝司马丕不知怎么地，听信方士之言，通过“断谷”（不食五谷）和服食丹药来追求长生不老。侍中高崧激烈劝阻：“这绝非帝王应有的行为；陛下此事，如同日食月食般有失常道！”但哀帝执迷不悟。结果，没多久因药性发作，皇帝健康严重受损，无法亲自处理政务，只得由褚太后第二次临朝摄政。
不久，前燕李洪大军进攻许昌、汝南，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击败了晋军，颍川太守李福战死，汝南太守朱斌逃往寿春（今安徽寿县），陈郡太守朱辅退守彭城（今江苏徐州）。东晋大司马桓温急遣西中郎将袁真等人率部抵御，自己则亲率水师进驻合肥，以为声援。前燕军队最终攻占许昌、汝南、陈郡大片土地，并强行将当地一万多户居民北迁至幽州、冀州，同时命镇南将军慕容尘驻守许昌。至此，中原战略要地许昌彻底易手。
五月，朝廷任命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同时，加授大司马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进一步扩大其名义上的职权范围。同时，朝廷派侍中正式征召桓温入朝参政。然而，桓温审时度势，深知建康乃士族盘踞之地，远离自己荆州根基风险太大，故坚决推辞，不肯应召入朝。
新任的尚书令王述，这人性格直率，不喜当时官场虚饰谦让之风。每次接受任命，他都径直就职，不予虚辞推让。此次任尚书令，其子王坦之依照惯例提醒：“父亲，按旧例应当谦让一番。”王述反问：“你认为我能力不足以胜任吗？”王坦之答：“并非如此，只是谦让本身是美谈啊。”王述笑言：“既然认为我能胜任，何必再故作姿态！”
到了六月，北方的前秦政权介入凉州事务。秦王苻坚派遣大鸿胪（掌管礼仪宾赞的官员）为使节，正式授予张天锡“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的官爵。这既是前秦拉拢周边政权的外交手段，也彰显其日益参与中原以西事务的野心。
秋，七月，东晋朝廷再次下诏，征召大司马桓温入朝。面对屡次催促，桓温于八月率军抵达长江沿岸的赭圻（今安徽繁昌西北）。此时朝廷态度又显犹豫，派尚书车灌前往赭圻，传达不必急于入京之意。桓温顺水推舟，就此在赭圻筑城驻扎，并正式上表，坚决辞让在朝中“录尚书事”的实职，只愿“遥领”扬州牧。这场朝廷与强臣之间的“入朝”拉锯战，以桓温在外遥控、保持实力而暂告段落。
同期，前秦国内发生宗室谋反案。汝南公苻腾（秦王苻生之弟）因谋逆罪被处死。当时，被苻坚取代的前任暴君苻生，尚有五位弟弟（晋公苻柳等）在世。丞相王猛敏锐觉察隐患，向苻坚进言：“不除掉这‘五公’，终将成为祸患。”然而，苻坚出于稳定宗室考虑，未采纳这一建议。
这时北方前燕，为巩固中原统治并进一步向南发展，前燕侍中慕舆龙前往旧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将宗庙祖先牌位以及留驻该 地的全体官僚机构，全部迁移至新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与此同时，前燕太宰慕容恪决意夺取西晋旧都、军事重镇洛阳。战前，他先遣人招抚洛阳周边的晋朝士民，许多坞堡武装望风归附。随后，他部署司马悦希进军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豫州刺史孙兴进军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对洛阳形成战略包围态势。
此时，一位特殊人物主动请缨，愿赴洛阳抗敌。他是沈劲，其父沈充曾参与王敦之乱，兵败被杀，沈家因此属“刑家”（罪臣之后），按律子弟不得入仕。沈劲年过三十，立志立功以雪家族之耻。此前，吴兴太守王胡之出任司州刺史时，曾上书称赞沈劲的才能品行，请求朝廷解除对他的禁锢，允许其在自己麾下任职，获得批准。但王胡之后来因病未能赴任。
当前燕大军逼近洛阳时，守将冠军将军陈祐手下兵卒不足两千。沈劲毅然上表，请求配属陈祐麾下效力。朝廷特诏任命沈劲为冠军长史，并准许他自行招募壮士。沈劲很快募集千余人奔赴前线。到任后，他多次率领少量兵力主动出击，以奇袭挫败燕军，表现英勇。
然而，洛阳终究粮尽援绝。陈祐判断孤城难守，便以“出兵救援许昌”为名，于九月率主力向东突围，仅留给沈劲五百兵卒守城。面对绝境，沈劲却欣然道：“我毕生之志，正是为国效死。今日得偿所愿，死而无憾！”后来，陈祐得悉许昌早已陷落，转道逃往新城。燕将悦希则乘势攻取河南诸城。沈劲与五百壮士留守孤城。
与此同时，北方的前秦政权在苻坚和王猛治理下，正进行着有条不紊的改革。公元364年，秦王苻坚下令各“公国”可自设三名卿官，其他官职也允许自行征辟，朝廷只派郎中令监督。结果有些富商如赵掇等人，车马服饰僭越礼制，诸公竟争相聘他们为卿。
黄门侍郎程宪向苻坚报告此事，苻坚立即下诏整顿：“本想让你选拔英儒，竟混乱到这种地步！有关部门要严查，征召不当者一律降爵为侯。今后封国官员任命权收归中央。非有爵位者不得乘车马；京城百里内，工商贱民不得穿金银锦绣。违者处死！”于是平阳公等五人被降爵为侯。
这道诏令很有深意：一方面打击了贵族滥用辟举权、勾结富商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服饰规定强化等级秩序。苻坚和王猛这对君臣，正在用务实手段加强中央集权，为前秦统一北方打基础。
回望公元363-364这两年，正是东晋中期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桓温的坐大预示着后来的废立皇帝之举；前燕夺取洛阳是其南进的关键一步；前秦的整顿为其统一北方奠定基础；而东晋的《庚戌制》虽暂时加强集权，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士族政治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