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98天《离娄下 凡三十三章》8.20~8.21
原文阅读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字词注释
[1] 执中：持中正之道。
[2] 泄：赵岐注为“狎”，亲近之意。迩：近。
[3] 四事：指禹、汤、文王、武王四人的行事。
[4] 王者之迹熄：是指古代采诗制度消亡了。
[5] 《乘》、《梼杌》、《春秋》：分别是晋、楚、鲁史官所记的史书的书名。
译文参考
孟子说：“大禹厌恶好酒但喜好至理名言。汤持中正之道，选拔贤者不按陈规。文王对待百姓总像他们受了委屈，秉持正道仍像还没有见到它那样努力。武王不过分亲近近臣，也不怠慢远臣。周公想兼夏、商、周三朝君王之能事，来实施禹、汤、文、武四王的功业，如遇到不能符合的地方，便抬头沉思，通宵达旦直到有幸想通了，就坐等着天明可以实施。”
孟子说：“采诗制度消亡了，《诗》也亡佚了，《诗》亡佚后才出现了《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其实都是一样的。记载的事情不过是齐桓、晋文之类的，所用的笔法则是史书的。孔子说：‘它们的大义我私下取用了。’”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这两段看似独立的论述，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理想政治与历史评判的完整思想体系。通过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圣王的事例，孟子勾勒出儒家理想统治者的道德图谱；而关于《诗》亡《春秋》作的论述，则揭示了儒家对历史记载的价值判断标准。两者结合，展现了孟子对"内圣外王"之道的深刻思考。
圣王们的德行构成了儒家政治伦理的典范。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展现的是克制私欲、虚心纳谏的品质。在个人享受与道德追求之间，圣王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汤"执中，立贤无方"体现了中庸之道与任人唯贤的治国理念。这里的"执中"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而是在复杂政治环境中把握恰到好处的智慧；"无方"则打破了地域、出身等限制，显示出开放包容的人才观。文王"视民如伤"呈现了统治者对百姓疾苦的深切体恤，这种情感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将民众的痛苦视为自己的伤痛。他"望道而未之见"的态度，则表现出对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即使已经成为统治者，仍保持求知若渴的谦逊。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展示的是政治视野的全面性——既不懈怠身边近臣的管理，也不忽视远方臣民的福祉。这种平衡的治理艺术，避免了偏听偏信或顾此失彼的统治陷阱。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则集前代圣王之大成，其"仰而思之，夜以继日"的勤勉，"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的急切，生动刻画了一个为天下殚精竭虑的政治家形象。这些品质共同构成了孟子心目中的"王道"政治——一种以道德为核心、以民生为依归的治理模式。
从《诗》到《春秋》的转变，孟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文化现象："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不仅是文学形式的更替，更是政治生态与历史记载关系的体现。《诗》作为西周盛世的产物，承载着王道教化的功能，其温柔敦厚的风格与统一安定的社会相得益彰。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诗》的创作与传播环境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春秋》这样的历史记载。孟子特别指出，虽然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名称各异，但本质相同，都是记载齐桓、晋文等霸主事迹的历史文献。
孔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表述意味深长。在孟子看来，孔子修《春秋》并非简单记录史实，而是赋予了历史以道德评判的"大义"。这种"义"超越了单纯的事实记载，成为一种历史哲学和价值判断。当现实政治偏离王道理想时，历史记载就承担起了道德裁判的功能，通过褒贬笔法来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不坠。这与前文所述圣王品德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是理想的政治实践，后者是对偏离理想的政治现实的批判。
孟子通过这两段话构建的政治哲学体系：一方面树立正面典范，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好的统治；另一方面建立评价机制，通过历史记载对不符合理想的政治进行批判。这种"立标"与"评判"的双重机制，确保了儒家政治理想不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都能保持其影响力。
圣王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都具有强烈的自省精神和学习态度。从禹拒美酒到周公夜以继日的思考，我们看到的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完善过程。这种道德修养不是静态的拥有，而是动态的追求。同样，《春秋》的褒贬功能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建立在对人性复杂性和历史情境深刻理解基础上的价值判断。
孟子这些思想对当代仍有重要启示。在公共治理领域，领导者是否能够克制私欲、虚心纳谏？人才选拔能否突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政策制定是否真正体恤民众疾苦？这些都关乎政治的品质与成效。而在历史评价方面，我们今天的各种记录、报道、史书，是停留在简单的事实陈述，还是能够承载更深层的价值判断？如何避免评价的主观随意性，又不过度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孟子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从更深层次看，孟子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政治哲学命题：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圣王代表的是理想的政治状态，而《春秋》面对的则是现实的政治偏离。儒家既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不回避对现实的批判，这种"既...又..."的思维方式，或许正是其思想的深刻之处。它提醒我们，在认识现实时不失去理想，在追求理想时不脱离现实，这种平衡的智慧，对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背景知识介绍
《春秋》的“微言大义”从何而来（节选）
今天北方的方言里有一个词叫“褒贬”，是一个偏义复词，“贬”读轻声。郭德纲相声里常说“这不算褒贬”，意思就是“这不是批评或贬低”。这个方言的源头就是《春秋》学术中的“微言大义”。
“微言”到底有多微，它会微小到一个字，甚至没有字。“大义”到底有多大，它会大到为万世垂法。至于怎样为万世垂法，主要手段就是褒贬：简言之，“褒”是表扬好人好事，“贬”是批判坏人坏事。于是，在《春秋》各种各样的褒贬当中，政治该怎么搞，不该怎么搞，一切也就清晰明确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方式来理解微言大义。比如我根据某大学的档案编写了一部校史，对教授的介绍一般都写成这样一种固定体例：“某某是一名教授。”而你在阅读这部校史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不合体例的文字，比如“张三是一位教授”，“李四是一只教授”。虽然这很有可能是我的笔误或者是排版印刷的失误，但只要你相信我本人和我的书的经典性，你就会很自然地做出推断：我之所以刻意变换了量词，一定是为了表扬张三，批判李四。用“一位”代替“一名”就叫“一字之褒”，用“一只”代替“一名”就叫“一字之贬”。即便在千秋万世之后，像李四一样的衣冠禽兽看到“李四是一只教授”这句话都会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恶行也会像这样被人记录在案；同样在千秋万世之后，任何一位校长都会从我这部书里知道，要把学校搞好就一定要多任用张三那样的教授，开除李四那样的教授。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深入人心的忠奸二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春秋》之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公羊学家——奠定下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追问一下：《公羊传》的神圣地位是由谁奠定下来的呢？是汉武帝给了公羊学呼风唤雨的力量，于是春秋学基本就等于公羊学。道理不难理解，武帝是一个高度专断的皇帝，而在他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公羊学太合他的心意了。让我们看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春秋》有一句简短的记载，原文是“纪侯大去其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要说今天的我们，就连汉朝人也觉得费解，难点就在“大去”两个字上。
《公羊传》的体例是对话体，详细记录师生问答，于是我们看到学生从“大去”的涵义开始请教老师，老师一层层展开历史，讲出了一条质朴而深刻的春秋大义。原文比较枯燥，我用轻松的语言翻译一下：
Q：《春秋经》里说：“纪侯大去其国。”这个“大去”是什么意思啊？
A：“大去”在这里就是说纪国被灭了，完蛋了。
Q：谁把纪国灭了？
A：齐国。
Q：那《春秋经》为什么不直接说齐国灭了纪国？把话说清楚也省得我总是问你呀！
A：这你就不懂了，《春秋经》之所以这么写，是为了给齐国当时的领导人齐襄公隐讳遮掩。
Q：不对呀，《春秋经》号称“为贤者讳”，只有贤明的君主做了错事才应该被遮掩一二的，这位齐襄公算个什么贤君啊？
A：这里给他遮掩，不是因为他有多贤明，而是因为他这次灭纪之战是一场复仇之战。
Q：复仇？！这我可没听说。他跟纪国有什么仇啊？
A：齐襄公不是自己和纪国结了什么仇，而是替他的祖宗复仇。当年，齐襄公的老祖宗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哼，齐哀公是无辜的，这都是因为当时纪国的领导人在周天子面前进了谗言！所以说齐襄公在灭纪这件事上做得不错，对祖先算是尽了心了。
Q：到底怎么个尽心法？
A：齐襄公在发兵复仇之前，先搞了一次占卜。占卜的结果说：“如果开战，我们的军队会损失一半。”换做别的国君，可能就被吓回去了，可人家齐襄公只是把嘴一撇：“只要能复仇，就算寡人拼上命，也值！”
Q：哦，这样啊。那，我再问个问题：所谓齐襄公给祖宗复仇，从这位祖宗到齐襄公有几世了呀？
A：九世。
Q：啊？！九世啊！太夸张了吧！都过了九世了难道也应该复仇呀？
A：这叫什么话！当然应该复仇了！别说才过了九世，就算过了百世也应该复仇。
Q：好吧，就算你对。可是，国君是这样，大夫之家也应该这样复仇吗？
A：不可以。
Q：搞特权不是？凭什么国君就可以，大夫就不可以呢？
A：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都是一体的，所以说，前代国君的耻辱也就等于当今国君的耻辱，当今国君的耻辱也一样等于前代国君的耻辱。
Q：这叫什么道理呀？忽悠我呢吧？为什么说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都是一体的呀？
A：谁忽悠你呀。国君以国为体，位子是世袭的，所以说前代和后代的国君都是一体的。
Q：就算你对，可是，当今的纪国国君可没得罪齐国呀，齐襄公灭了人家，这不是迁怒么？
A：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想想，当年齐哀公被冤枉的时候，如果中央在位的是一位圣明天子，早把进谗言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纪国了。纪国从那时候能传到现在，这么多年等于是白捡来的，这都是因为天子不圣明啊！还有一个外交上的现实问题：当时诸侯有会盟、有访问，外交辞令中有很多都要互相举称先君，好比说：“我们两国从我爷爷某某某和你爷爷某某某那时候就建立了亲切的睦邻友好关系，你爷爷某某某和你爸爸某某某曾经多次到我国做友好访问，受到我爷爷和我爸爸的热情友好的接见。我爷爷和你爷爷，我爸爸和你爸爸，他们多次就某某问题、某某和某某问题达成共识……”好啦，现在你好好想想，如果“你爷爷”当年陷害“我爷爷”致死，咱们两个孙子辈的国君在外交场合上该怎么说这些外交辞令啊？说假话对不起祖宗，说真话当时就得翻脸，所以只能做个了断，有你没我，有我没你！齐襄公当时就面临着这个决断，而要搞掉纪侯，自然就得灭掉纪国。
Q：哦，这样啊。那，如果有圣明天子在位，齐襄公还会这样做吗？
A：那就不会了。可齐襄公这时候上无称职的天子，下无称职的霸主，所以做起事来只求快意恩仇就好。
《公羊传》的这段话很能颠覆儒家在现代人心里的刻板印象。我们总感觉儒家一般都是老好人式的谦谦君子，做起事来和稀泥、打太极，实在想不到人家发起狠来比地痞流氓还凶。为了给九世祖复仇，不惜陪上全军半数的人命，发动大规模的灭国之战。我们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代人来算，九世就是一百八十年。换做现在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必要为1837年的仇恨做出殊死报复。那是道光十七年，就连鸦片战争还没开打呢，听起来实在太遥远了。
而且在古人的措辞里，“九世”并不仅指具体的九世，也可以泛指世代之多，所以道理也正如那位公羊学老师讲的：“别说才过了九世，就算过了百世也应该复仇。”
细心的人应该已经发现，九世复仇的道理是宗法结构下的道理，而且还把“伸张正义”摆在了“服从天子”之上——如果上级领导没给自己伸张正义，那么正义就由自己亲手来伸张好了。
按说集权帝国不会喜欢这样的观念，它更愿意每个人都遵纪守法，就算法律、地方政府乃至皇帝都没给你伸冤，你也应该乖乖忍着，无论如何都不该给长官和皇帝添麻烦。虽然《公羊传》说这条“春秋大义”只适于国君，不适于大夫之家及以下，但人心总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事实上，快意恩仇的做派确实在汉朝流行开来。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仇必报，很有今天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腔调。
《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是从它自身而来。 所谓“一字之褒、一字之贬”都属于跪着读经典读出来的结论，它需要更夸张的想象力，而不是更牢靠的考据精神。
《公羊传》推论出来的“九世复仇”的强悍道理是建立在宗法封建的社会结构之上的。
参考资料
《春秋》的“微言大义”从何而来，熊逸，得到课程《熊逸书院》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