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指的是韩信、萧何和张良。这三个人虽都是扶助刘邦定鼎天下，可是命运却迵然不同：韩信功高盖主，被诛；张良，得以寿终正寢；萧何，有起有伏，有灾有难。不过好在有惊无险，最终安全活到老死。
这三个人不同的命运，都是帝王之术作用的结果。何谓帝王之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罢。汉初三杰的不同命运，其来有自。如果把三人命运比作抽签的话，张良为上签，萧何为中签，韩信最差，得下签。韩信之所以被诛，原因是他不懂得自保。为何这么说？他没有把刘邦当作“帝王”，而是错把刘邦当作“人”。用战功作为和刘邦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人帝王哪里能容得下？其实萧何也不懂得自保，但是幸运的是，他听了门客的誎言，侥幸的避开了大祸。而张良呢？干脆就做别的闲事去了，比如说“道引”、“辟谷”。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生。所以刘邦，吕后这些人都基本没找他麻烦。
韩信、萧何、张良等人，将帝王与宰相之间的关系推广为一般的君臣关系，大大丰富了帝王的治人之术与大臣的自保之术，是中国式人治体系的开端。既然是人治，如何自保，不触怒帝王，成了头等大事。说到避祸自保，曹参是位专家。他整天喝酒，每天都是醉醺醺的，从不以清醒的状态面对帝王，借此成功地避开了帝王的注意。他这种醉酒，看似无意，实则是一种高明的自保策略。
中国的皇帝，一般都采取治人的策略。只要治住了人，国（江山）就稳当了。具体国事都由大臣们去操劳，皇帝只要控制住这些大臣即可。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绝大数皇帝都把精力集中在调整君臣关系上，而很少放在开发民智、促进生产上。为何？因为治人势必会关生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这会消耗皇帝大量的精力，皇帝自然就无暇他顾了。这就是中国几千来，封建王朝变来换去，社会发展却几乎在原地踏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良臣，猛将，是相对帝王而言的。而非相对社会发展而言。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没有真正形成过有效的社会发展机制。在中国，只有“治世”和“乱世”，而没有“进步”和“退步”，“创新”和“改革”之分。甚至“正义”与“邪恶”的概念也是几乎相同的。
因此，无论是汉唐宋，还是元明清。从我们今天看，都是“封建制”这个模子印出来的“标准产品”。虽然延续了几千年，但一切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