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学习李筠老师的西方史纲五十讲，很是精彩，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西方在这些年代也算是盛极一时，可有一个问题不仅要问，西方也不缺乏诸如凯撒、屋大伟之辈的英才，乃至后来的拿破仑，可纵观整个西方历史，大一统的局面出现的很少。这种东西方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中国能够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第一方面、统治成本

维持大一统的关键，是军事和财政逻辑。关键就要看帝国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低成本地从社会上汲取财政资源，而财政资源是军事能力的基础。

如果能够低成本大规模汲取资源，超过某个门槛之后，中央政府就可以碾压任何区域性的反抗力量。

中国和欧洲相比，就是在这里分岔了。

中国的中原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连续成片的农耕地区，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规模，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欧洲就不一样了，跟中国相比，地理很破碎，人口密度也小得多。

结果是，中国这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低，税基的规模也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割据；欧洲那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高，税基的规模也不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割据。

于是，中国这边维持大一统的难度就很小，欧洲维持大一统的难度就很大。

中国这边，自从秦朝以后，即便分裂了，也还能回到大一统；宋代之后，由于社会结构变成了平民社会，朝廷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变得更强，就再也没有过长期的分裂时期，一个大一统帝国崩溃了，取代它的不是大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

欧洲那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能统一起来，个别强人短暂地做到了，比如中世纪的查理曼大帝、近代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根本压制不住区域性的反抗力量，很快大一统就会瓦解掉。

以上就是西欧为何没能走向大一统的内在机理。

第二方面、地理因素

欧洲的统一进程，进展到法国这种规模基本就到头了，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走向更大规模的统一，原因又与前面说的欧洲的税基小、地理破碎这俩特征相关了。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统治规模究竟能有多大，有一个基本约束条件，就是规模收益与管理成本之间的均衡。公司的扩张规模也是同一个逻辑。

这均衡是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国家/公司的规模扩大，会因为规模效应而带来更多收益，可称其为规模收益；但是规模的扩大有个代价，就是管理成本会上升。

在规模扩张的初期，规模收益大于管理成本，扩张到一定程度，规模收益与管理成本达成均衡，此时就进入到了最佳规模。如果继续扩张，规模收益无法覆盖管理成本，最终多半是会坍缩回来。我们看到历史上殖民帝国的瓦解，突破了这个均衡点，也是瓦解的原因之一。

欧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其管理成本的上升速度比中国快，规模收益增长率的下降速度也比中国快，因此，其均衡点就是一个远远小于中国的最佳规模。

所以欧洲国家在近代的统一，在中国标准看来，觉得还是像分裂状态，但如果按欧洲中世纪标准来看，那绝对是统一。

第三方面、文字因素

中国不允许一般人随意解释字义的，这是事关国家文字统一、国家结构稳固的大事。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建国后，编订《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国家颁发《简化字方案》，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这就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所以，不是说中国有了方块字，就有了统一的文字。正好相反，几千年来，中国的古人是靠不断规范文字的努力，才维持了方块字的统一性。

在农耕时代，在基层社会，是不需要文字的。真正需要文字的，就是国家。文字是国家的神经系统。你是大国，你就需要整合社会，需要治理基层，这就要有精细的官僚组织。而官僚组织能运转的前提，是有统一的政令，能上传下达，能跨越时间积累治理的经验。没有文字这个载体，一切就无从谈起了。

所以，世界范围内，只要是建立一个大一统大国，必须得有文字。否则最多就只是一个部落。而欧洲基本上就是无数方言文字组成的部落，在想象层面无法达到大一统。

第四方面、意识层面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书上的文字都是拉丁文。这和中国古代的书同文是差不多的。

结果就是一旦某个地方出现了精英，利用当地的方言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这种方言，就很难再消失了，操这种方言的人，隐隐然就会出现要独立，要成立主权国家的倾向。而这种方言，就会成为未来这个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

莎士比亚对英语，普希金对俄语的贡献就在于此。更典型的例子是马丁路德。德语原本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中欧地区的方言。马丁路德用这种方言翻译了圣经，统一甚至可以说就此创造了标准化的德语和德文。

各有各的语言，各有各的精神领袖，这就注定了西方各国在根本的意识层面根本无法达到融合的大一统。

最后，正如李筠老师所说，西方的历史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个推动一个，接次前行，后者都是在前者的尸体上再次生长，每次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大一统注定不能持久。在此对我们祖先的伟大智慧五体投地，是一代代的先贤让我们拥有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才有今天中国的再次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