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书中内容：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
「以工资形式出让给个体劳动者的价值，绝不代表“他的劳动的价值”，而仅仅代表了用于个体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价值，这个必要价值与“劳动的价值”毫无关系，而且更准确地说，“劳动的价值”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全部的理论意义。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头号目标不是社会有用物品的生产，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
在这套剥削体系中，生产本身服从于剥削，从而服从于资本的扩大生产。」
「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切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的表面上的“技术”关系。
这种分隔并不总是有利于那些将要成为工程师或其他高级技术人员的所谓的“知识人”：他们不了解工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或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所学到的丰富经验，而工人们也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经常能“解决”那些使某些工程师深感为难的“难题”，结果工人们就知道那些工程师是怎么回事了。
一部分“人员”垄断了某些职位（与某些“知识”联系在一起），另一部分“人员”即工人被“圈定”在次要职位上（并被排除在“知识”之外）。」
「法必然呈现为一套天然地倾向于无矛盾和内在完备性的系统。
法通过在自己的规则系统中完全不提生产关系，正好相反，通过掩盖它们而“表现”了生产关系。
任何法权——归根到底是商品关系的法权——最终仍然带着资产阶级的这个缺陷，因此任何法权在本质上最终都是资产阶级的，是不平等的。
绝大多数法人之所以确实在既没有专门化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干预，也没有它的预先性威胁的情况下，遵守自己所签订的契约条款，是因为他们都被法律意识形态的“诚实”所“渗透”，这种“诚实”铭刻在他们对法的遵守行为中，为的是专门使得法能够“发挥功能”，也就是说，使得法律实践能够“自动运转”，而不需要诉诸镇压或威胁。」
「镇压性国家机器按照定义是一种间接或直接使用肉体暴力的镇压性机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只有在“国家机器”的意义上才能说是镇压性的，因为按照定义它们不使用肉体暴力。教会、学校、政党、新闻报刊、广播—电视、出版、各种演出、体育运动等等，在其“主顾”看来，都不诉诸肉体暴力而发挥功能，至少不以占统治地位的和显性可见的方式诉诸肉体暴力。
甚至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虽然“正在解体”，但还保留着，至少在瓦解的过程中，还在某些地方保留着生产单位的作用（例如在乡村：那些“家庭经营”）。在农奴制的生产方式中，家庭曾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单位，但在我们的生产方式中，它成了一种遗迹。相反，同样是在我们的时代，家庭成了消费单位：它不是唯一的消费单位类型，而是现存多种消费单位类型中的一种，是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并且不是濒临消失的那种（它继续存在于我们所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尽管是以一种变化了的或正在退化的形式存在）。」
「赶走你大脑中的警察！
绝不可能在每个奴隶或手工业者的大脑中安排一个“警察”，也不可能在每个人屁股后面单独安排一个警察。
必须从童年开始就教给“人民”一些“高贵的谎言”，“使”他们自动“运转起来”，而且是以人民能够相信的方式教给他们这些高贵的谎言，以便让他们“运转起来”。
某个人类主体所拥有的各种“观念”存在于他的各种行为中，或者说应该存在于他的各种行为中。
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中，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所规定的——这个主体的各种观念（好像碰巧！）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
无产者结束了一整天的劳动（他从早上开始就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铃声一响，他“立马”丢开一切，奔向洗手间和衣帽间，洗手，换衣服，梳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要回家找老婆孩子。一回到自己家里，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同地狱般的工厂和劳动节奏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但与此同时，没有过渡，他就陷入了另一种仪式中，即家庭意识形态的（当然是自由的）实践和行为仪式中：与妻子、孩子、邻里、亲戚和朋友的交往关系中；到了星期天，还会陷入别的仪式中，一些与他的（总是自由的）爱好或嗜好相关的仪式：去枫丹白露森林或（有时候）去郊区小花园度周末、做运动、看电视、听广播，天晓得会是什么；到了假期，又是另外的仪式（去钓鱼、野营，或去“旅游与劳动”和“人民与文化”中心，天晓得会是什么）。」
「在构成了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定统一体中，是生产关系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规定的客观限度内起决定作用。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中，究竟应该给哪个要素以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性？
应该给生产关系以优先性。他们是列宁和毛。列宁和毛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绝非出于偶然。」
「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合格能力，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既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出色地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能“用词句”来保障统治阶级的统治。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在这么多年的时期里，有全体儿童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时来充当义务的（并且最不值一提的，还是免费的）听众。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为统治阶级的最终目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只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操作，只是为了劳动的“技术分工”的不同岗位的需要，对个人进行训练和分配。事实上，超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没有什么劳动的“技术分工”：劳动的任何“技术”分工、任何“技术”组织，都是劳动的社会（=阶级）分工和组织的形式与伪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