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使得中原地区的政权逐渐趋于稳定，中华的意志再次开始集合成为一个整体，隋王朝的建立宣告了中华的再次统一，国家整体意志的显现让饱受摧残的百姓们得到了难得的休养生息之机。隋朝首任皇帝不仅沉重打击了长期盘踞江南、崇尚奢华淫逸的士族势力，而且亲自带头提倡俭省节约之风，恢复受到战乱破坏的社会生产，国家人口数量有所上升，整体国力得到了蓄积。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第二任皇帝的即位，这个在封建历史上仅次于秦始皇的有名暴君便迫不及待地着手实施他称霸天下的战略计划：对内强征民工劳役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方便自己加强对南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享受；对外发动征服战争，希望用武力迫使周边国家俯首称臣。修建运河水利原本是件好事，能增加南北方的商贸沟通和人员往来，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提高国家整体上的运输及救灾能力。可惜隋炀帝的目的并不在于此，他丝毫不顾劳工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求加快工程进度，好让自己能早日方便到南方巡游。各地官员迫于帝王命令的压力，不敢怠慢工程建设，只能一再增加百姓的徭役，同时强化监工，减少安全保障措施，甚至不惜降低工程质量来追求进度。短短几年间，付出了无数徭役民工的生命和血汗，完成了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连通南北的大运河总算建成通航。但隋炀帝的计划不止于此，他开始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企图确立自己统治的帝国在周边国家和民族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可是连年服役、承受着巨大损失和牺牲的百姓们受不了了，急功近利、耗竭民力，好大喜功、透支国本的隋朝政权开始出现动摇。
如果一定要主动挑起不必要的战争，我们何必非得跟着皇帝远征国外，随便找个山头就能燃起滚滚烽烟；反正都是战死沙场，与其听从暴君的命令去祸害无辜的外族黎民，倒不如在家乡举起义旗就地反抗无道的统治。百姓们追求和平安宁的意志才是王道正义，凡是违背此大义者，皆不可长久。隋炀帝督建运河、改荐举为科举等等功劳不可埋没，但他无视百姓疾苦、只望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表现亦无法原谅，因此隋之亡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随后唐王朝建立，唐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使遭到隋末暴政和战乱破坏的国家力量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增长，尤其是唐太宗的文治武功让残存的王道思想重新发扬光大。大唐帝国一度扫清了周边所有国家对中华的威胁，成为了能够实际节制区域政治态势的中心帝国，也是某些弱小国家的庇护者，华夏文明在此期间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鼎盛状态。可是，当唐玄宗迷醉于杨贵妃的美貌“从此君王不早朝”之后，皇权落入外戚杨国忠手里，加上边境战乱不断、雇佣兵式的地方军队招募制度令藩镇军阀势力过大，最重要的是“均田制”政策在民间被地主豪强们颠覆，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被迫接受地方军队的招募成为节度使手下的雇佣兵，致使藩镇军阀势力更大。沉迷在温柔乡里的皇帝未能对此作出及时的判断和政策性调整，架空皇权的外戚又全然不负责任只顾贪图享乐，造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大军阀叛乱。虽然“安史之乱”历经艰难勉强平定了下去，但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其后的几任皇帝亦无力回天，李唐政权随后灭亡。
军阀割据的结果不必多说，五代十国期间无休无止的混战便是典型的答案，直至宋朝统一全国为止，地域间持续的乱战才宣告结束。宋王朝吸取唐王朝灭亡的教训，加强对地方驻守军事力量的管制，将练兵、领兵、后勤分别归属三个相互独立的系统管辖，并且经常调换将领，使将军们不能熟悉自己的士兵，竭尽一切能力消除军阀割据的危险。民政方面，宋朝的政策理念基本上是想要放弃对土地兼并的疏导工作，转而试图通过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分流失去土地的百姓，使穷困的无地百姓能依靠手工作业和商贸交易获取生活资料，同时尝试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慈善机构，让无依无靠、丧失劳动能力的百姓不至于被迫从事非法活动。国家层面上，主要倚仗从科举考试中选拔出来的文官们治理，由皇帝负责审核并把文官们提出的政策方案或行政意见发布为律法及命令。宋朝少见地放弃了“重农抑商”的措施，采取士、农、工、商共举的治国策略，令江湖社会的活跃程度达到顶峰，手工制造技艺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商贸的繁荣甚至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问世，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出现用你们的眼光来看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
遗憾的是，手工业毕竟不同于你们那种生产效率极高的机械工业，科技的不发达约束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如前所说，交易产品种类的稀少和经济理论的欠缺令所有财富的价值最终只能在土地及其出产物上得到实际体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慈善和福利机构却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保障力量，普通百姓们纷纷落草为寇，民间叛乱此起彼伏。最要命的还有对军事权力的分割造成的军队管理混乱、战斗力严重下降，很多时候国家正规部队甚至打不过数量较少的啸聚山林的土匪或地方富豪们训练的家丁打手，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北宋的抗金失败和南宋长期不能收复遭到侵占的中原地区，倒是某些接受朝廷收编的强盗集团和私募武装还能跟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对抗一番。至于皇帝那边，基本上整日都会被一群文官的争辩和讨论淹没，充当他们的辩论裁判和意见调解人，所以皇帝时常很容易受到文臣们的想法影响，有能力的大臣也很容易说服皇帝同意他的观点，造成圣意难以独立作出判断，被更多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文官们（富裕阶层的子弟们更容易受到良好的专门教育、通过科举考试）的意志绑架。宋朝的科举制度开始主张按照“八股文”的格式要求完成考场作文，以便公平判分、消除改卷作弊的行为，但在后来却使科举的形式陷入僵化，为了让文章满足韵律要求而内容空洞、流于形式。
这一系列的失策在北宋接连败于辽后，又被金兵彻底击败的过程中初步暴露了出来，其间王安石变法失败等于断绝了宋王朝自我纠正的道路，南宋政权难以改变大局，只得窝在对金朝骑兵不利的长江流域苟延残喘。很多爱国志士空怀一腔收复失地的热情，愤恨地质问“西湖歌舞几时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沉浸于暖风美酒中的权贵家族“直把杭州作汴州”，空叹“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抗金英雄岳飞惨遭奸臣诬陷杀害之后，我们几乎丧失了靠朝廷收复国土的希望。或许你们很难理解我们对国土完整性的急切期盼，这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有力的粮食安全保障，也不仅仅是为了更多的财富来源，而是因为那片土地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那里是中原腹地，是华夏祖先的诞生地。我们可以允许国家政权的暂时丢失——有时外来的蛮族势力过大，偶然的失利在所难免，但我们对王道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任何奴役性质的政权都不可能永久存在，只要文明不灭，王道政治早晚会实现——却不能容忍国土（尤其是中原国土）的长期沦陷。因为王道是华夏一族的信仰，华夏是生活在以中原为核心的广阔地区中的由无数血缘家族组成的统一的意志大家族，土地，特别是孕育了华夏鼻祖的中原大地，既给我们提供了世世代代的栖身之所，更是我们共同身份的自然见证，自古只有统领中原者方可在华夏一族中称雄。所谓“中华”，中原与华夏在我们心中是天然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唯世代生活在中原及其周边之人才是正宗的华夏百姓。作为传承炎黄意志的华夏后裔，我们的国家版图中竟然不包括中原，我们还怎么证明自己仍然是王道信仰的捍卫者？倘若秉持王道信仰的民族连自己的祖居地都保不住，那么作为一种政治信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宣称只有王道精神才是世间所有财富最公正的分配法则？难道我们就是按照王道的要求把自己祖先劳动过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俺知道，以你们的方式思考，哪怕是一种政治信仰，只要在理论上能经得起逻辑考察，其可信性就不一定非要与某种特殊事物或特定事实相连接，即使丢掉了中原的行政权，只要王道信仰本身是好的，它就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单纯的政治理念继续被人们相信。你们的想法显然更加开放、灵活，可我们不那么想，我们通常会觉得一个单纯的概念表述不值得所有人认真对待，也许对于某部分人（从事特殊职业、参与特殊问题讨论等等的人）而言那个单纯的概念表述不可或缺、不容置疑，但要让所有人都相信的话，就必须拿出与那个概念表述相符的事实证明或相应的实物佐证。我们对中原地区长久的行政管辖及和平维护的历史事实就是王道永存的真实证明，假如我们彻底放弃对这一证明的要求，那我们与其相信王道不如改信别的宗教去了，同样地，我们也不必再在乎自己华夏后裔的身份，不用再严格自律、保持德行，亦不用再听从帝王的命令，干脆回复到几千年前的野蛮状态好了，至少落得个自由自在。不难看出，在我们心目中，失去了中原领土的华夏一族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时间一长必自行消亡。虽然南宋朝廷方面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原的领土主张和收复行动，可岳飞元帅的遭遇确凿无疑地表明了皇帝和官僚们根本没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主要位置上，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享受荣华富贵，可以说自岳飞被害时起，南宋朝廷就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华政权的资格。以至于后来蒙元王朝建立之后，南宋的百姓被称为“南人”，地位在居住于中原的“汉人”之下。也难怪蒙古统治者会觉得久已离开中原的南宋居民大多不是曾经作为华夏主体的汉族人，毕竟他们开始时并不了解华夏的本质，只习惯性地按照自己的认知意愿区分民族。可怜南宋的千万百姓受弱势朝廷牵连，居然被归入蛮族。
宋王朝作为一个相对富庶的大国，却没有一支足以抗拒敌人、反击侵略的强大军队，还有那许多的政策失误和后期的软弱腐败，只能说宋朝的灭亡是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剽悍的蒙古军团的南侵不过恰逢其时罢了。否则手握江南大片肥沃的土地，拥有当时世界领先的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南宋政权，断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败于不适应南方河流交错环境的北方草原骑兵。原本在中原地区失去王权庇护的情况下苦苦坚持，艰难地进行着民族融合的华夏百姓尚未成功，便再次被新的外来征服者统治。
整个蒙元时期，原华夏主体的汉民族只能作为低等民族存在，承受着残酷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压迫。我们对此几乎没有办法，只能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向位于统治阶层的蒙古人宣扬华夏的仁义思想，期望他们能早日纠正歧视性的民族对待政策，另一方面教育人们不要放弃传承华夏传统文化思想，尽量保留优秀的文明成果。可是，在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形下，很多宣传教育内容都偏离了原来的含义，变得僵硬、极端，甚至带有奴化性质，本来积极、理性的王道思想开始转向庸俗、刻板。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倒是挺重视华夏文化，这大概由于他在征服过程中曾得到过不少汉族学者、官僚、宗教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不过他的重视也仅限于在对自己有利的实用层面上了，作为一个擅长南征北战的征服者，他有这种表现一点不奇怪。然而，那些汉族学者、官僚、宗教等方面的人士大部分都属于权贵豪强阶层，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思想的宣扬本身就是带有利己目的的，是有选择性的，加上蒙古统治者并不深究那些思想文化体系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更对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和发展历史毫无兴趣，只想利用其中的忠君思想和等级制度巩固自身的统治，这也正好符合那些汉族权贵豪强们的想法。于是，德行体系变成了约束百姓的镣铐，倡导仁义的儒家思想变成了以孔子为偶像崇拜的儒教，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天道正理的道家思想基本被道教取代，僵化的思想、严酷的现实，再回想起之前宋王朝的软弱无能，尚有良知的官员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慨叹，王道信仰开始黯然失色。
对蒙古贵族们的民族融合进行得是比较顺利的，蒙元统治阶层对华夏文明的排斥性并不强，尽管他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他们喜欢的征战、享乐上，而没有放在认真学习上，后来的满清王朝就吸取了他们的教训，虽然满清贵族们的目的可能多数也只是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汉族统治者也一样，应该说这是封建帝制与王道信仰根本矛盾的地方，可惜我们未能重视并解决它）。蒙古人带来的草原习俗给我们的文化注入了一股浑厚、质朴、耿直的气息，洗刷了唐宋时期产生的花哨、虚浮、华而不实的气质，算是双向民族融合吧。
元朝与同一时期存在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三个彼此接壤、面积很大的由蒙古人建立的独立政权统称为蒙古帝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确实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就元朝这个政权而言，无论是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作为蒙古帝国的诸汗国之一，又或者认其为蒙古帝国中另外几个汗国的宗主国，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自蒙元政权成立，此国便是一个以蒙古人为首脑、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中华地区的面积、人口、物产在蒙元王朝中都占有绝对的主要部分，而且蒙元政权的行政中心就设立在传统的中华所属地区，其政治治理理念亦大部分受到中华学术思想的影响，从地理到文化，蒙元王朝跟中华的相似程度要超过别的任何国家，抛开狭隘的血统和民族主义观点不论的话（我们也从来不重视这些），元朝完全就是个中原王朝。哪怕在元朝的社会政治规则中，原华夏主体的汉族百姓作为被统治的人群，绝大多数都要受到歧视性政策的对待，但在国家决策层面上，汉族学者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何况即使在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华夏百姓依然是这个国家所有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参与缔造元帝国的主力人群。
蒙古贵族们从始至终不愿意彻底放弃民族主义政策。他们不仅禁止低等民族百姓锻造、持有兵器利刃，还禁止公开习武健身，就连菜刀这种日常用具都要加以限制。可是，那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不明白的是，兵器武术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民心、是百姓们自愿授出自己的权力，是国家整体意志的坚强统一。否则，千千万万百姓的反抗意志面前，将没有不破的国，也不存在无法推翻的政权，更不会有不可战胜的军队。元朝末年，国家陷于蒙古贵族们自己挑起的内战，长期遭受歧视性政策和官僚势力、权贵富豪等多重压迫的普通百姓们已经忍无可忍，终于掀起了猛烈的反抗风潮。很快，明王朝便在这股起义浪潮中诞生了出来。
明朝以宋的灭亡为教训，不敢不重视军事力量建设，同时借鉴宋代较成熟的官吏选拔和社会治理体系，除了重视农业发展之外，对手工业和商业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对待政策。并且，明太祖朱元璋觉得自己作为皇帝，在与官吏们共商国事的时候，经常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毕竟通过严格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又有长期行政经验的高官们很多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之人，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但在具体的讨论过程中也只能自愧不如、枉耗心力、徒增疲惫，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被群臣的意见绑架，忘记自己身为君王的立场。考虑到这些应当避免的事情，朱元璋尝试退出大臣们的朝堂辩论，在皇宫中另设专门向皇帝负责的情报调查机构“厂卫”，利用皇宫中与帝王最接近，还最不可能篡夺皇位的太监们，把他们训练成政治间谍和监察人员，去搜集官僚们私下里的意见交流和政治交易，以便弄清楚持有不同主张的大臣们各自的意图到底是什么，省得皇帝被他们高超的言辞技巧欺骗，稀里糊涂地支持了他们的结论。经过明王朝多代皇帝的调整，朱元璋最初的考虑促使后来的明朝君王们把行政决策权大部分转让给了由高官们组成的内阁机构，皇帝作为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只通过厂卫机构监视着官僚们的生活举动和行政决策过程，确保他们不能在暗中进行非法交易或图谋不轨。
这种考虑本来应当是对官僚集团腐败倾向的一种有效遏制手段，同时也能减轻皇帝的行政负担。然而，国之为国，重点不在于皇帝，亦不在于官僚，而在于百姓，对官僚实行再怎么严密的监督也解决不了封建地主对贫民的奴役和压迫。况且，在皇帝明智的时候，厂卫的政治情报调查还能限制在合理、必要的范围之内，一旦遇上懒散或昏庸的皇帝，官僚们要么为所欲为，要么就开始拉拢、贿赂那些负责监督他们的宦官阉党，反向利用厂卫机制达到陷害忠良、铲除异己的目的。那些太监们身为遭受宫刑之人，原本只能终生为奴，皇帝不仅还其百姓身份，还给予信任命其监督百官，按理说他们已注定孑然一身，除了向皇帝尽忠之外，金钱、权力、美色等方面的引诱对他们应该没有太大的意义，可事实证明，人的欲望似乎与自己所处的实际境况毫无关系，又或者有些人是心怀怨恨、有意报复皇家的此项无道特权，总之宦官们一有机会便肆无忌惮地疯狂敛财，不惜冒着被凌迟的风险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专权跋扈，以至于明王朝的皇权几度被他们垄断、架空。
明朝末期，尽管商贸活动兴盛，可以区区手工业为基础的贸易终究还是难以支撑起一个大国的经济运转，加上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文化教育、科技进步方面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土地兼并严重，再遇气候变化使粮食大范围减产，穷苦百姓们已落到无以为生的境地。此时，明王朝的崇祯皇帝却纠结在分辨以魏忠贤为首的厂卫宦官势力和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民间富豪学术势力，究竟哪个才是值得信赖的为国家着想的政治势力，这两股势力早已是水火不容，作为皇帝，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虽然崇祯帝惩办魏氏专权势力不能算是错误的决定，可照当时国家的糟糕状况，代表新兴商业富豪利益的东林学派亦无能为力，长期遭宦官节制的朝政大臣当中又缺少能够锐意进取、力挽狂澜之人，好不容易才从党争中辨明各种是非曲直的崇祯帝根本回天乏术。恰逢驻扎于东北边境地区的满族百姓集体反叛，全国各地忍受不了苛捐杂税的饥民们也纷纷起义，明王朝在重重困境中走向终点。
满族百姓本是南宋时统治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的一支，在金朝期间已经与华夏进行了初步融合，蒙古建立元朝政权后融合仍然缓慢继续着，明朝后期满族作为华夏民族生活在东北边境的一个部族，在政治上是得到了册封的，也是被正式认可的中华百姓。不过，由于生活环境和历史背景的迥异，满族与作为华夏主体的汉族在着装打扮和文化习俗上一直存在着极大区别。当满族爱新觉罗氏家族取得中华统治地位后，强制推行逆向（多数人向少数人学习的）民族融合政策，逼迫全体男性汉族百姓剃头留辫子，造成部分地区人们的激烈抵抗。好在逆向民族融合政策基本仅限于外表发型方面，在政治、文化、农业生产等方面，满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还是非常注重向较先进的汉民族认真学习的。
跟蒙元政权类似，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清王朝统治阶层也始终不愿意轻易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且很重视维护自己民族的统治地位，其实就是想要把自己的民族变成基于血统承袭的贵族。执政者的贵族化倾向是很自然的，无论那是一个民族还是几个家族都一样，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压根不承认这一点，自炎黄开始，华夏百姓皆为贵族子弟，我们只接受政治统领，不接受民族奴役。清朝统治集团早与华夏正统思想接触颇深，他们当然知道明说自己的民族是天生的统治者根本行不通，他们也许因受华夏文化的影响而没动过那个心思，但受到政治利益的引诱，生出狭隘、自私的想法几乎在所难免，他们既要照顾到全国数量巨大的汉族百姓们的接受程度，不至于使自己陷入到无休止的内战当中，又要设法给自己的民族谋求尽可能多的政治利益，稳固自身的统治。所以，他们在强制规定了男性的统一发型之后，便转而鼓励自己的族人们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开放科举吸引汉族学者成为官吏，但同时他们又动用皇权，替满族谋取较高的政治地位，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种族隔离（至少皇帝不允许迎娶汉族嫔妃），拉拢蒙古等来自草原的少数民族共同对汉族进行压制，禁止民间习武，利用修复、整理历史文本的机会删改部分内容，强化有利于统治的奴性教育、增加帝王权威……为确保自己的政策顺利实施、不受质疑，满清皇室用大兴文字狱的方式禁止民间学者议论、批评时政，扼杀进步思想。
行政吏治方面，清王朝非常好地吸收了明王朝的制度，并作出了改进。废除了易导致专权的宦官情报机构，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只作有限的政策讨论，更多的意见建议由大臣们以奏折的形式向皇帝报告，皇帝则会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批复奏折，或将部分报告交给专门的政治机构处理。高于一定品级的官员即可直接向皇帝上疏，使大臣相互间可以彼此监督，省去了设立政治情报调查机构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满族作为游牧民族原有的半军事化的八旗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数量众多、享有某些政治特权的满族八旗群众被分散到全国，有力地节制了地方富豪的发展和对政权的侵蚀，一方面约束了汉族人手中的财富积累过程，一方面也更好地保持了社会基层财富分配的相对均衡，对民族主义政策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以致在民间习惯把满族叫做“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