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熟蒂落的夏季渐行渐远，到了1979年9月1日我要到远在离家十公里外的窑厂联中求学日子已经悄悄来临了，母亲为我打点上行囊，我就踏上了窑厂联中求学路程。

第一天便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凄冷的雨天使路上的行人更加稀少，学校周围的庄稼被凄风苦雨打得一片狼藉，只有偶尔后边的砖窑里进去的小贩传来一两声有气无力的叫卖声。

只有座落在窑厂南边的田野中的校园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前后共三排的红砖瓦房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土质折校园，向校园最后排的伙房处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附近村庄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南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走在田间的沟渠泥泞的小路上，隐没在雨幕中，往散布的在雨雾中的大大小小的村落里走去。

在校园内的伙房前的北墙根下，蜂拥而上的学生各自用自己的大茶缸舀了一缸子照人汤。那汤桶是两个大铁桷，由值日的学生从伙房里抬出来，放在淅沥的雨水下，那面汤稀得能清晰地照出人的影子。盛好了汤再涌动伙房里领取自己的饭袋，饭袋里装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大多数是玉米面窝头与掺了点白面的玉米面馒头，饭袋由伙房的六十岁的老伙夫集中放入笼里来热。人群很快散去，躲在各人的教室里吃自家带来的咸菜。只有几个很少的人能吃得上白面馒头。我打开自己的饭袋，是白玉米面掺了四分之一的白面白色馒头，吃一口在家早已炒好的老咸菜，为了免于过于浅淡，咸菜里有少许油，喝一口清汤，放入一点咸菜，那汤里就漂浮起一两滴油花。

晚上是照例上夜灯的。我班的班主任叫刘玉奇，他是退休返聘的干瘦的老人，瘦小的身体里却令人惊奇是装着对教育的无穷的执著力，头发花白，永远穿着他的灰白的中山装，踢死牛的布口鞋，前进帽，骑着他的除了铃铛不响全车都响的破“千里驹”自行车。他正蹲在教室里使劲地打着汽灯，然后颤微微地上到桌子上挂上咝咝响的汽灯，教室里便亮起来。夜晚来得安静，到全校都暗下来，只有刘老师伏案改作业时，我们早已踡缩在宿舍里的大通铺里安静地睡着。到了半夜，被我床头上很响的小便声惊醒，只见我同村里一起来求学的同学小巧站着对着那早已满溢的尿桶“喷泉”，我正要骂，他却手指放在嘴间轻嘘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孔康那里的粮袋前，拿出一个葱花折白面馒头，掰开一半给我。我摇手他塞过来。我一吃，哇，真是香到骨头里。

小巧有弟兄五人，一色的光棍，她父亲平时就搠着山羊胡子粗声大气地嚷：“要想找媳妇，自己找去。家里没钱，我也没本事。谁挣了钱谁娶媳妇。”弟兄们被逼上梁山，于是开了杀猪坊，两年便娶了两房媳妇。巧儿也真正领悟到父亲的最高指示，平时便沾着水用梳子把头发梳得齐亮，二分头丝缕不乱，在女生在时不时地脖子扭一扭，头甩一甩，他的头尖顶，后脑勺突，眼珠如松鼠滴溜溜转离不开漂亮的女生，巧舌如簧地巴结着刘老班。整个头景致恰如那喀斯特地形，我们戏称他为。我们正在上课，“喀斯特头”正在侃侃而谈；“两点决定一条直线，三角形有三条边。”这时站在我们教室后边窑上土堆上的一疯孩子不知听讹了还是精神有毛病，手舞足蹈地唱：“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三点更直；

三角形的四条边，三条腿的男人惹人厌。”巧儿气，往那疯孩子扔土块，那疯孩子带着他那破布条的衣衫狼狈逃窜。我们笑着往窑上看，那砖窑场里到处是鬼样劳作的人们。有的从炽热的窑里正在出砖，满面砖灰，汗流浃背，弯着腰拉着沉重的砖车，只穿着短裤。那制作砖坯的人们砖机的生产线上玩命地赶，运砖坯的拉着三四百公斤的板车一溜小跑。吃的饭食都是自家带来的大窝头，一块砖的工钱的五厘钱。那老师马上来个现身说法：“同学们，不好好学就让你们去砖窑干活。”我们马上收心敛性投入学习。

到了秋季，我与一同学到后边的砖窑的司务处去休息。同学的姐夫是那里司务长，我们两人替他值夜班。他每晚为我们留下饭菜，有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汤，还有油汪汪的菜，每人两个大白面馒头。靠着这些夜宵我挺过了那艰苦的求学生涯。有时还能打些牙祭。我们在红薯地里挖几个大红薯，在夜里，走上烧窑的窑的上边，掀开窑上填煤的小洞洞的铁盖，那洞里映着烧砖的煤火，我们用铁条缠紧红薯，顺着烧煤洞烤上五六分钟，香喷喷的皮焦里软的烤地瓜就出炉了。

过了两年，同村的同学如佩在暑假里与另一个伙伴一起用自行车驮着西瓜贩卖，后边的车篓被汽车后斗挂着卷进了车底，那汽车却再无音信地逃离，巧儿也辍学与他的哥哥做起了杀猪的生意，到了初三，我父亲找管十三中中学供应煤的煤栈老板“猪脸”转学，找人没有花钱，学校反而热情地招待了一桌酒席，交的学费却花掉了父亲种的九分地的西瓜钱。经一年的苦读，我考入了我县唯一的重点高中，全县那年只招生二百人。算是圆满地完成了我的初中求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