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吏法精神而一天下，亦以此而速亡。盖吏法者不能自足也。汉兴，文之以儒术，则有越乎此者矣。此其所以规模弘阔而能悠久也。秦除吏法以外，无他观念。有之则惟数量也。除谥法之文，而计之以数，皆所以示其唯知有量，而不知有质。量则抽象而非具体，无有足以和之者。此其生命所以不久而枯也。其生命唯是物气之粗放。气则物质者也，其所开展，唯是广袤之量，徒量不足以尽具体之精微；有外齐而无曲成，故吏法不足，继之以权诈，气气相济，则闷窒以死。李斯成之，李斯败之。
数量观念与五德终始乃矛盾者也。既数之以千万世，而又信五德之终始，此非自我否定而何？两者之矛盾，彼不能解消而总和之。量之无穷与终始之无穷乃不相容者也。五徳终始为一物理的超越理想，而唯为数量精神所物化。夫五德之论既为物理的，则其有质而非纯数量者甚显。由其质而进之以人文之理想，则常道显，而终始运，始能成就其为无穷。今不化之以人文，而化之以数量，则五德终始之理想义即泯矣。秦以近死之心，流于狠愎，一切观念理想尽铲除而无余，故董仲舒痛心疾首而谓自古以来，大败天下之民，未有如秦者也。汉之为汉，亦不可及矣。汉之所以能接受理想，则以高祖以布衣起自苍茫之原野也。惟天才始能尽气，唯尽气者，始能受理想。以其生命畅达而灵机活也。（尽气之尽，如尽心、尽性之尽。始皇之僵枯，非能尽气者，故不可谓天才。）
秦居西陲，本与戎翟同俗。秦缪公以前，自秦仲、襄公、文公，始开始营城邑，致力于周室，向慕于王化。周平王东迁，始封襄公为诸侯。至秦缪公而大显（春秋盛时）。百里溪、蹇叔，皆往焉。缪公礼贤有德政。后至孝公，已入战国。用商鞅变法，乃大富强。然此顺其同戎夷之俗，浑朴强悍之质，就其发展而观之而然也。本亦可不至秦政之纯数量精神。而秦政者乃其发展至最后阶段中之一大歪曲者。其为歪曲亦有历史之故也。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襄王用范睢，（孝文王一年），庄襄王用吕不韦，秦政用李斯，二世用赵高而秦亡。
下届秦缪公，其发展与春秋阶段相应。虽与中原诸侯并驾，共维王室，然彼实为一新兴民族。惟春秋阶段尙非战国之比。周室渐微，而霸业以兴。秦以后起之秀，得与五霸之林。霸者之理想，尊王攘夷，共以周文为所宗。自宗周言之，可谓为正宗文化之继续，亦可谓为转形之发展。转形者，自各诸侯言之，西周所封建之诸侯，至此，各由其所团聚之势力，争欲有所表现，而显其特性也。自周之统一而单纯之发展，转而为各国之多形的发展。新兴之民族，各有其原始生命之一面，亦皆有其向往文化之一面。自西周之潜蓄，而渐趋于蠢动。故虽弒君弒父，屡见不鲜，而亦各有其表现也。秦处此期，本其固有之本质，亦以周化为宗。故季札聘鲁观乐，至歌秦，则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可见秦虽有其独特之民族性，并非一新文化系统也。
秦发展至秦孝公而受一曲折，此曲折亦由战国阶段之来临而使然。周文由单纯之发展转而为多型之发展，此多型以各民族之独特性为底子。周之单纯统一所呈之文化形态，是由一单纯凸出之生命(指周民族言）凝结于一起。形上之理想必与现实之生命合一，始能成为文化形态。而亦因与现实生命合一，故理想受限制，而客观化于现实中而为文物制度。.此一文物制度，与单纯统一生命凝结者，经由各民族独特性之凸出之多形发展，遂冲破而见其不适宜。故春秋时代之多形发展，虽一方为周文之继续转形，一方亦为趋于一较高级之综和之过渡。既为一过渡，则必为由其多形对立而见其为对于周文之统一性及向上性之否定，即为一向下拆散之趋势。此向下拆散之趋势，一露其端倪，即必下趋而至其极。故春秋之文美及其礼乐性，即不能直接向上而趋综和，而必下降而为战国时生命粗暴之军国主义。盖多头生命之独特性既经凸出，则在对立性限制中，必扩张而冲破此限制，必扑捉一对立体而克服其对立性。在此种克服与冲破中，互相激荡，潜隐之生命必全体暴露而为集体之斗争。此所以争城夺地，杀人盈野也。秦民族亦在此对立中，故亦必遵守此法则而为一曲折之发展。然秦前一阶段，虽乡慕周化，而属后起，又偏处西垂，故浸润不深。以故，转入战国，遂易受法家之思想，而收斗争之胜利。当时各国，皆急功利，尙霸道。非独秦为然也。惟一则有文化累积之累，一则无此累而易接受耳。
用强国之术，即须变法。即在此变法中，虽霸道，为堕落，而于精神之发展上，亦有其负面之意义。此一表现，即为秦所负担。
既欲强国，必须发挥集体之力量。故眼孔不能单向贵族，而必下及于平民。既注目于平民，自不能不减杀于贵族。减杀之道，即须于贵族以外，别立一客观之虚的标准，而为大家所共守，此即是法。依是，全体皆齐于法，而不齐于具体之阶级。具体之贵族阶级，其标准性既失，即其地位与尊严之减杀。故变法之基本精神，即为：一、激发民力而组织之，此为西周以来之潜隐状态所无者。（在潜隐状态中，煦倔覆育之，而不激发之。）二、减杀贵族而齐之以法，衡之以功，法之地位凸出，即抽象者凸出，客观意识增强，此亦为以前所不显者。三、法既凸出，则君相亦凸出。秦首设丞相。在法之凸出下，丞相参与密议，而君则为权术之府。君相既深处，则其他一切即推出去而为客体，而措置之以吏法。商鞅即本此精神而推行其所定之法，故刑太子之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又禁民议令，斥之为乱化之民。「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斛〕权衡丈尺。」此皆为激发民，组织民，而齐之以法度之措施。此从外部为之，亦可为构造的。顺此下去，必废封，建郡县；削贵族，重吏法，以吏为师。开阡陌封疆(开除也，非设也)，废井田，人得私有其田，故僇力于耕战。此皆为精神之新表现，而进于一新阶段。然由此，若表面观之，尙不足见其为一曲折。
其为一曲折，当观其精神是否向上，抑向下？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可谓一语中肯。盖其精神全下散而外用，而无足以提撕而润泽之之本源。「刻」谓用刑深刻，是外用之犀利也。「薄」谓弃仁义，不悃诚，是内无提撕之本也。智之外用，不可离而无「悃诚］（诚恳之心）之本，则其外用未有不落于刻者。外刻则内薄。其精神之向下固无疑。内无仁义悃诚之本，精神遂外驰而落于物实。其所依法而措施者，皆在此外驰下落之中而带出。精神不能一味守其孤明，不能不落实而外用。惟在落实而外用中，始能转现实而构造之。然此必有仁义悃诚之本，即所以提撕之者，而后始可谓为精神之外用。此种外用，名曰精神之冷静，亦曰精神之自觉的坎陷，即转为理解。然本无此本，则只是外驰而下落，亦即是堕落。精神在此种堕落下，遂不见其为精神，而只见其为物化。是以其所有之措施与成就，亦可转语谓之为在物化中而带出。如此而带出，俨若为构造的，实非为眞正的构造也。其精神之本已失（故流于薄），故其智之外用(所谓堕落物化），所投映之号召曰富强、曰功利、曰耕战。其所因此号召与外用而取之于民者，唯是其粗重之物力，而毫不能予以理性上之启发与夫价値之观念。故只能激民而不能兴民也。是以民仍为盲爽发狂而痴呆。激者，激其潜隐浑沌，而为盲爽发狂之痴呆也。塞其理性之光，而取其粗暴之气，套之于法中而尽其物力，则生死唯君欲之矣。秦之富强以此，其大败天下之民亦以此。盖凡言号召，皆指宗旨与理想而言。宗旨与理想必须由悃诚之本而透出，方为眞实。今富强、功利、耕战等号召，不本于悃诚，而本于驰骛之物化，故挂空而为虚映也。以虚映无本之号召，未有不荼毒生灵者。盖号召不成其为宗旨，终归于无目的，必至于在物化中浮沈而已也。观其说帝王术，为挟持浮说，而孝公闻帝王术，亦昏昏欲睡，则可见其君臣急切昏沈之心境。商鞅、孝公其所以敎民而自待者如此，焉得不为发展中之一曲折？此本为战国时之普遍的时代精神，即吾前所谓「尽物力之精神」，而凝结大成于秦者。又，在此种无本之驰骛物化中，其所措定之「法」亦不本于理性，而乃本于功利与事便。故为自上而硬加诸其所愚昧之民者。在此，民之守法，不本于其理性之自觉，而乃迫于外在之利害与功利而为外铄者；而上之制法，亦不本于光明理性之客观化，而乃繋于急切之功利、主观之私欲。故此种法乃上无根下无著者。上无根，故必归于权术。下无着，故必重吏，督责刻深。此中国法家，虽可以偷一时之便，而终不可以成治道也。欲由之而建制成化，必为昧于政治。
秦之兼并六国，全赖商鞅、孝公奠其基。自此以后，步步在堕落中，尽其时代之使命。张仪、范睢，纵横之士，不足论矣。吕不韦集门客，撰《吕氏春秋》，为杂家言。虽不取法于法家，亦无救于秦之故习。或有曰，吕不韦与秦政之冲突，亦有法家习与反法家习之理想之冲突。理或然也。
至李斯与秦政合和，虽成兼并之功，亦大败天下之民。其曲折之毒，至此而达其极。以秦政之乖戾，益以李斯之败智，其不毁灭，不可得也。观其上书禁议令，蠲《诗》、《书》，师于吏，此固为商鞅之陋习，亦可谓断灭之至矣。
秦之发展是在顺春秋、战国之演变，由春秋时周文之多形表现，下散而为战国时纯为尽物力以决斗。（物力非通常义，乃指落于现实而纯为粗暴的物质生命之暴发言。精神完全不能自主，理想与意义或价値尽行剥除，纯成为自然生命之表现。此为尽物力以决斗。）秦即在此多头敌对中而对立地生长成。彼所代表者非是一综和之阶段，而是一对消之阶段，非是一创造之阶段，而是一否定之阶段。否定者，即破坏周之与贵族政治凝结于一起之文化型态也。此责任为战国时尽物力之精神所担负，而收束于秦，故最终为秦所担负。对消者，彼与各国并列生长，而又无高远理想以担负综和之责任，只在「尽物力以决斗」之原则下，而表现为整齐画一之物力，故六国灭亡之时，亦即其自身破灭之时。盖彼之生命乃顺春秋、战国而长成，亦必顺战国时代之破灭而破灭。彼为一最后结束者而已。是以秦所代表者，并非一精神主体（以其并无涌发精神理想之本源），而乃为一纯否定。凡为否定者，皆在一破裂对立之阶段（此对立以否定为准，不以肯定的精神主体为准），不在一综和之阶段。是以普通以秦、汉大一统，秦、汉连言，实不恰当之浅言。汉实为另一新生命之出现。
(《历史哲学》读书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