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逆溯文化理想之源，彻底通透者，为孟子。逆溯文化理想而承周文（礼）之价値层级之观念以为经国定分，而极显其广度构造之义者，为荀子。此两人者，皆于尽物力之精神外，表现积极精神者也。
孟子的「人性皆善」即是逆之而溯其源，彻底通透者。其所以为「庶几乎干」，正因其把握性善，通体透出，恢复人之所以为人而建体立极，故能壁立千仞，而为「干造大始」者也。正因其「一气呵出，说道人性皆善」也。直下透体立极，故大。「未粹」，则是以孔子为标准，就圣贤气象言。若就时代言，则孟子之为大为干，为泰山严严，露才雄辩，其迹着，亦有其外在因缘。论圣贤人格之至不至，固不能全就外在因缘说，其内在性情与天资，皆有关。但不论外在因缘，或内在性情与天资，孟子之表现实于内外条件中树立起一「绝对之主体性」（一内在道德性），一「理之骨干」，此则就时代说为必须，就精神之表现说亦为必须也。其内外条件，是其主观的因缘，(论圣贤气象，大体与此有关，即须算在内。）而其所树立之「内在道德性」，「理之骨干」，则是客观的。其为干为大，俱由此说；其「有功于道，为万世之师」，亦由此。孟子实于精神之表现，彰着了其根源一面之型态，故为积极的、正面的。此根源一面之型态即由内在道德性而见绝对主体性，复由此而直下通透绝对精神即天地精神也。
此由「尽心知性知天」一串工夫即可全体明白。(《孟子•尽心》章：「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精神表现之积极型态有三：一、即此根源型态；二、纯粹理解（知性）与外在自然之对立之型态；三、国家政治一面之「眞实的客观化」之型态。孟子所表现者第一型态也。第二型态则缺。第三型态，固须于文化理想有肯定而复有赖于转出积极的时代精神始能实现，然于学术上，自觉地思及此，孟子亦欠缺。在根源型态中，直接点出性善，即是直接把握住「内在道德性」，此就是一个绝对的主体；此主体为一道德的主体。此「主体」一透露，即有「道德的主体自由」之可言。此「内在道德性」，即是壁立千的体，吾人即就此而说建体立极。故同时亦即为一「绝对主体性」。
在孔子时，周文尙有效，或至少社会上尙普遍荡漾着此一文化理想与文化生命，故孔子尙可谐和于此大流中而安处，故其通体是文化生命，满腔是文化理想，化而为通体是德慧，其表现也，可无须此破裂。此固由于孔子合下是天地的圣人气象，而时代亦有关也。在孟子时，若其本人亦通体是文化生命，满腔是文化理想，则不能不与此物量精神截然割离。此种割离，是其文化生命之不容已。因此，破裂乃成了逼迫着「精神」出现之文化生命中之必然。惟通过此破裂，精神主体始能彰显。因此，泰山岩岩、浩然之气、为干、为大，不改一字，不动一毫，俱从此精神主体处说。若徒有孔子之天地浑圆气象，而无孟子之破裂以显「主体」，则精神表现之理路即不具备，而精神之所以为精神亦终不彰显。故绝对主体性，道德的主体自由，皆因有孟子始可言也。孟子于此立下一个型范。此其所以有功于圣门处。
儒家肯定价値之层级，肯定一切社会活动与组织，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皆为理想之实现，因而亦必皆为「精神」之表现，肯定仁与智之全体大用。在此种肯定下，工夫之经历必须使其彰着而具有客观之意义，夫如此而后精神之表现及其客观成果始可得而言。理学家于儒、佛之根本差异有认识，于儒家最核心的一点骨髓坚守而不舍。其有功于人类，可谓千古不磨。惟于工夫之经历，则停在与佛家相同之形态上：隶属于个人主体而不能彰着其客观之意义，不能彰着其于精神表现上之本质性、法则性及成果性。彼虽知既悟得后，必须在事上磨练，必须措之于人伦而不离，然此种磨练与不离，在彼仍只是个人的，因而仍是呑没隶属于其个人之主体而为潜伏者。
须知：工夫经历，首先通过反省自觉而显出破裂，乃是「精神透露」之本质的关键。当其与自然浑一之时，「精神」是不能凸出的，因而是潜伏的。故通过反省自觉而显之破裂是精神凸出之本质。如果此种破裂，由道德的自觉而来，则必显示精神主体为一道德的主体，为一内在道德性，因而其所成者即为道德的「主体之自由」：精神从其为潜伏的实体状态中彰着而为「主体的自由」，精神成其为精神。如果吾人了解此步破裂之本质性、法则性及其成果性，则顿时即可知：此步破裂是仁且智的道德主体之树立，是精神主体之向上升，由此而建体立极，当下即通于绝对，证实「绝对实在」亦为精神的，因而亦可说即是证实一绝对精神。然而上升，不能不下降。仁且智的精神主体不只要上升而为道德的，其由破裂而显之「自然」不只是为道德主体所要克服而转化之自然，而且亦要成为理解所对之自然，而仁且智的精神主体亦须从其上升而为道德的主体下降凝聚而为一「知性主体」，即思想主体。
此步破裂是「精神转为理解」之本质，其成果为科学。精神（心）之「智性」不能永远呑没隶属于道德意志中而不彰着，亦不能永远浑化于仁心中而为直觉的。智要充分完成其为智，则不能不凝聚而为理解。否则，便是未取得其彰着而客观之地位，便是未能尽其用。同时，仁且智的「道德的精神主体」亦不能永远是个人的、道德的。若只如此，则破裂所显之精神主体即不能通出去。不能通出去，精神即停滞于孤明而为非精神，而为不明。所以它必须要披露于个人以外之社会及天地万物而充实其自己，彰着其自己。即，必须要客观化其自己，且绝对化其自己。客观化其自己，即须披露于国家、政治及法律。依此，国家、政治及法律即是精神之客观化，而为客观精神也。精神必须客观化，吾人始有国家、政治一面之「主体的自由」。同时，由道德的精神主体而建体立极，而当下通于绝对，此只是绝对之印证，而不必为充实。绝对不能充实其自己，而永远停于个人的冥契中，则亦只是个人的印证，因而亦只隶属于个人，潜伏阴淡，贫泛空虚，而亦可转为非精神的。绝对由道德主体来印证，本不是阴淡的，然而道德主体放不开而流入孤明，则即转为阴淡而非精神的。且因而道德主体亦转为非道德的、非精神的。道德主体是光与热，其本性本不可能停滞而流于孤明，然而人之实践，为形气所累，随时可以停住而干枯，此时即为非道德的、非精神的。理学家能坚守「由道德主体而通绝对」之立场，然而其实践不能无限。人本为有限，此不足病。然而其于工夫经历之在精神表现上之本质性、法则性及成果性，却甚不能郑重认识之。因此流于阴淡，不能弘通精神之大用。绝对境界亦只成了一副淸凉散，其自身之道德主体亦成空虚阴淡而无力。「如坐春风」之妙境只是一个平面的圆和。本讲实践，而落于非实践，本可有精神表现，而落于无表现。若知「绝对」必赖客观精神来充实，则必能把握工夫经历于精神表现上之本质性、法则性及成果性，如此必能开出精神表现之许多途径，而「即工夫即本体」亦不只是个人的，且亦不单属于上根人。此时吾人亦不必说顿渐，亦不说上根与下根，此并非重要者。要者乃在精神表现之法则与理路：工夫经历，要从个人状态中拉出来，而就精神表现之法则与理路上说。如此，若不遵循此理路与法则而经历，则精神即不能成其为精神，亦无精神之成果可言。孟子在战国时尽了他的责任，亦为精神表现立下一型范，然而后人不能识此型范之客观意义，而徒斤斤于圣贤气象，将工夫经历呑没于个人的主体中，而流于阴凉暗淡，成为阴柔宛转的虚灵体会，美妙欣赏。殊不知孔子之全，若不经由孟子所开示之精神表现之型范，以为其「全」立一精神之系统，则孔子之全被拖下来而成为疲软无力矣。吾人说孔子为通体是文化生命，满腔是文化理想，转化而为通体是德慧。现在则说：孟子亦通体是文化生命，满腔是文化理想，然转化而为全幅是「精神」。仁义内在而道性善，是精神透露之第一关。浩然之气，配义与道，至大至刚，乃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是精神之透顶。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上下与天地同流。是由精神主体建体立极而通于绝对，彻上彻下，彻里彻外，为一精神之披露，为一光辉之充实。
孔子整个是圆形，孟子整个是方形。整个是一个圭角，亦不害事。此就是全幅是精神，通体是光辉之意。他所以如此，就因为他要反显一个主体，他要把尽物力的时代风气压下去。这里有一个破裂的对反。此时，若不作乡愿，便不可随便讲圆和。孟子要尽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客观地说，就完成了「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型范。他未至「大而化之之谓圣」的境地。客观地说：在他要尽「破裂的对反」这个责任，他不能再进到「大而化之之谓圣」。个人地说：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一个「有限的人」的生命，当其客观化而取得客观的意义，他便不能再返回来保持其「个人的」与「客观的」之双重性。宋儒只知就个人说，故为直接的了解。今则就客观意义说，故为进一层的间接了解。
(《历史哲学》读书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