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伪与真
王自成
一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见《华盖集》）中说：“中国的书虽有劝人入世的，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虽然没有明说，僵尸的乐观应该说的就是儒家。至于那些甚至劝人出世的中国书，按鲁迅的意思，自然是更不应该看的了。《庄子》算劝人出世的中国书不算呢？鲁迅没有说。不过，鲁迅自己好象是看《庄子》的。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然文词之富美者，实为道家。……庄子名周，宋之蒙人，盖稍后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这些话几无批评之意，思想家兼革命家的鲁迅是无视庄子的厌世本质，还是因为爱庄子之文词富美而不忍责则之呢？亦或《汉文学史纲要》是学术著作，只需列举事实，不便于象在杂文里那样直陈自己的意见呢？
二
毫无疑问，庄子文词富美。
此外，庄子十分善辩。《庄子·秋水》沾沾自喜地描述过庄子与惠子的一场辩论：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入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 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即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看起来庄子好象赢得了这场辩论，然而在我看来，庄子其实是输掉了，因为他自以为赢得辩论的最后那几句话，其实不过是诡辩而已。他揪住惠子的问句“安知鱼之乐”中有个“知”字，就把“知”字从整个问句中割裂出来，又因为这个动词“知”表达的是“已知”之意，就断言惠子实际上是已经承认自己“知”了。然而，一个词能从词组甚至整个句子割裂出来吗？“知”是“安知”的同意词吗？显然，惠子如此卖力地辩论，在用“安知”这个词时，强调的是“安”，即“怎么”，希望庄子把怎么知道鱼乐的过程作为证据讲出来。而庄子讲不出证据，所以如上所说地诡辩了一番，只能说是逃避了问题的实质，怎能说是他赢了呢？
由此可见，庄子虽然善辩，但几乎不讲究逻辑。因此他的整套哲学思想体系是否自圆其说都是很有问题的。其实，就他的那套高论，惠子当年就进行过驳斥：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至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用也亦明矣。”（——《庄子·外物》）
在这里，庄子应用他的诡辩技巧，似乎又赢得了辩论。首先，他把自己的言论比喻为大地，赞颂它为“地非不广且大也。”接着，他说人在大地上行走，真正所踩的不过脚下那一小块泥土罢了。于是，他给惠子设了一个套，问惠子道：“如果在深渊（黄泉）之上搭建一座仅容侧足的桥梁（垫）以引导你到深渊里去，你还觉得那座桥梁有用吗？”在这里，庄子已经暗暗把惠子认为有用的言论比喻为脚下那一小块泥土及深渊之上的独木桥了。惠子一时不明底细，回答说：“无用。”结果就中了庄子的套，庄子得意起来，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脚下的那一小块东西才有用，殊不知我的言论如大地般宽广，你们觉得它无用，但你们在往前走的时候，给了你们敢于往前走的信心啊，“然则无用之用也亦明矣。”
然而，在我看来，庄子同样已经输了。首先，他把自己的言论自奉为大地，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其次，即便他的言论真的如广阔的大地一样能够给人以信心，但他自己也承认它刚好不象脚下那一小块东西那样有用，其用不过是一种辅助作用。因此不能否认脚下那一小块东西对人才是最最有用的，而人虽然只立足于脚下一小块东西，反而有可能向更深更远处走去。
三
庄子的言论的核心是他所吹嘘的天道。然而，从他的言论不仅不能证明他的天道就是他在上面要高攀的大地，相反可以证明那个天道根本不是大地，起码根本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物理的大地。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天道唯有他称许的至人、真人方能得之，就是尧、舜、孔子之类的圣人也反倒是天道的败坏者：“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因此自然也是不曾得道的。而普通人则根本不知所谓道之所存，也就无所谓得道。无所谓得之，那自然就无所谓用之。可见前面惠子说庄子之言无用，其实反而是合情合理的。
回头看看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大地，那是我们天生而自然抵达的。虽然有人抱怨“世界之大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立锥之地，那个抱怨的人已经不存在了。虽然自古就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但是那其实并非我们人类生存的常态，只不过是一些特殊情况罢。因此，我们站着就踩着脚下一小块东西，我们躺着也就必然压着身下一小块东西。而这一小块东西常常是与大地紧密相连的，而并非是随时架设在深渊之上的。我们只要出生下来，哪怕因为没有得到庄子的天道而不长寿，因此哪怕只活了一天，我也已经抵达了大地。即使我很快又死去，我终归又回到了大地。如果我有幸能够活过一些年月（那位被庄子斥为不得到的孔子就活到了七十多岁），那么我起码能够在互近的村庄游玩游玩，晒晒太阳；如果能够象孔夫子一样立志要行万里路，那么在大地上行走过万八千里的，并非就是不可能。就我们当代来说，就更无须争辩了，十六岁就环游地球的女孩子就有过报导了嘛。那么，怎能说大地是我所不能得之的呢？既然大地是我们能够得之的，而庄子的天道是我们不能得之的，那么庄子凭什么以他的天道高攀我们的大地？
他不是虚伪吗？他不是狂妄吗？
四
然而，《庄子》一书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吹嘘过天道的大用。当然，若要得此大用，首先要得道。得道之后，天道的用途之一据说是“善生善死”：“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大宗师》）。“善于生”者，庄子没有细讲，但是大概不会就是因为得道就投生到富贵之家之类。至于“善于死”，庄子倒是以子祀、子舆、子犁和子来等至人的行为为我们描摹了一些情状。子舆不幸得病，身体畸形得不成样子，甚至面颊隐藏到了肚脐里了，犹自“其心闲而无事，跰癬而鉴于井”，犹自不忘讲一番关于天道的大道理：“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其余各位至人，表现大体类似，不一一重复。只是就这些言论而言，这些得道的至人们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既然不幸而不得不死了，非得要说一番大道理才算得道么？既然都已经处于临死之时刻，得道又如何？不得道又如何？不是都可以等生死，齐万物了嘛，何不也等得道与不得道矣乎？即使到了今天，象癌症之类的一些疾病仍然是不能治愈的。有些晚期癌症不忍疼痛，勇敢自绝以离世，谁说就不是“善死”的表现？相比起来，庄子这些视逆来顺受于天道为得道的说教，其实充斥着一种虽然活者而其实已经死去的死人气息，可以说臭气冲天，那里有得道者的那种高远与洒脱！
五
天道的另外一个大用，据庄子说，是无为而治：“故君子不得已而莅临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理由是古有先例：“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庄子·天地》）。而现在的社会混乱是由“有为”造成的：“古之治道者，以恬养志……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皇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消淳散朴，离道以善，险道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 （——《庄子·缮性》）。
庄子的上述理论其实也难禁得住逻辑的拷问。首先，既然能够无为而治，而且上古时候曾经存在这么一个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那么它何故不自持不坏？能够无为而治，为何不能无为而保持这种已治的状态？庄子把这种不能无为而自持的原因归咎于尧舜等圣人推行的“有为”，然则“无为而治”竟然不包括避免尧舜等“治”的掘墓人的出现，那么何以认为无为而治是万能的呢？
其次，庄子自己的寓言就宣告“无为而治”的破产。《庄子·天地》有谓：“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伯成子高为什么要辞去诸侯的爵位呢？原来是要抗议禹的“有为”：“子今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然而伯成子高终究以辞职表了表态，不是绝对的无为了。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禹有为下去，更没有能够阻止“后世之乱自此始”。
第三，庄子还塑造了许多至人形象，如伯成子高、广成子、云将、许由、列子、壶子、伯昏无人、老莱子、渔父等。他们以得道者自居，并不时对黄帝、孔子等等进行谆谆教导。然而，他们的这些说教是无为乎？是有为乎？若说是无为，又怎么说教了？若说是有为，不是说无为能治吗，又何别多此一举？
其实庄子那套无为而治的幻想不要说能够治国，恐怕连营生都很困难。《庄子·天地》讲了一个他自己经历过的故事：“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在这里，面对至人庄周，监河侯不仅没有迎风而化，并没有自觉地供养粟米，反倒堂而皇之地搪塞乎将来。而庄周不仅没有“无为”，反倒立刻“忿然作色”了。
六
也许读者会问难道：庄子的天道是奉献给统治者的法宝，既然统治者没有采纳，就不能就说庄子不对吧？巧得很，历史上刚巧有这么个时代的，老庄思想成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争相追捧的真理，那就是晋朝。《资治通鉴·晋纪四·元康七年》谓：“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衍之徒皆爱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又谓：“是时，王衍为尚书令，南阳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时，朝野之人争慕效之。”
这位庄子的知音王衍，当时的官职是尚书令，差不多是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所以庄子的主张应该是被统治者采纳了。不仅王衍，还有那位因为同样善谈老庄而被誉为竹林七贤的王戎，也已经是三公了。《资治通鉴·晋纪四·元康七年》又谓：“（元康七年）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寮寀，轻出游放。”另外还有与哥哥王衍一样出名的王澄，被王衍徇私派去做荆州都督，“澄至镇，以郭舒为别驾，委以府事，澄日夜纵酒，不亲庶务，虽寇戎交急，不易为怀”，可见王澄的“不为而治”的信心足够饱满。其实还不止上述几位，从“朝野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记载看，老庄思想当时已经教化于民了。
不仅如此，仿佛“天道”慈悲，想要给老庄的理论一个应用的机会，刚巧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晋孝惠皇帝是一个呆子，他想要“有为”都做不到，只得“无为”。 晋孝惠皇帝在位达十六年之久，因此这段实践老庄思想的黄金历史时期也达到了整整十六年。遗憾的是，晋孝惠皇帝时代不仅不是只有上古才存在羲皇盛世，反倒发生了猪狗不如、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其直接结果就是“五胡乱中华”和西晋灭亡。那位老庄的信徒王衍，不仅没有“无为而治”好国家，反而连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执太尉衍、襄阳王范……衍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因劝勒加尊号，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壮登朝，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命左右扶出……夜，使人排墙杀之。”（《资治通鉴·晋纪九·永嘉五年》）
七
我现在这样批评“无为而治”当然是“马后炮”了。其实，王衍们的同时代人裴頠就作过一篇《崇有论》，讲得十分精彩透彻：“夫利欲可损而未可绝也，事物可节而未可全无也。盖有饰为高谈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陈空无之美。形器之累有征，空无之义难检；巧辩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习，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世之贤。人情所循，名利从之，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立言籍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湖区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甚者至于裸裎亵慢，无所不至，士行又亏矣。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己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故养即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即有之众，非无为之所修。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渊之鳞，非偃息所能或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有此观之，济有者唯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遗憾的是，当时手握真理的裴頠等人只是舆论的少数派，司马光也只好感叹而已了：“然时俗已成，裴论亦不能救矣。”（《资治通鉴·晋纪四·元康七年》）
另外，王衍的长辈羊祜也曾对王衍辈的做派不以为然。《资治通鉴·晋纪一》载：“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清辩，祜不然之，衍拂衣而去。祜谓客宾曰：‘王夷甫方当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军法将斩王戎。衍，戎之从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八
神乎其神而又文辞富美的庄子竟然这样禁不起实践的检验，失败得十分凄惨，确实令人十分遗憾。问题出在哪里呢？值得深思。我们还是应当尝试从庄子自己的论述里寻求答案。《庄子·天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在庄子看来，天地无为，而帝王的最高统治术就是要效法天地，因此最高统治法就是无为。这个三段论推理当然是符合逻辑的。关键是这个推断的前提正确吗？天地果真无为吗？《庄子·天地》还说过：“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这个天道虽然有“无所积”的无为的一面，不是也有“运”的有为的一面吗？那么，作为效法天地的人，为什么只有效法无为才是至人，而效法有为就是凡夫了呢？庄子应该注意过天空中那个运行不息的太阳，从现代科学知道，那是一个巨型“氢弹”，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剧烈的聚核反应，能说是无为的么？
也许读者会问难说，不要苛求古人，庄子的时代还没有现代科学。但是，比庄子更早、且同样是主张效法天地的《易》却有不同的观点。《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可见《易》以为天是“行健”的，也就是庄子说的“运”的，因而应该是有为的。而地虽然至大至厚，至顺至柔，还要“乃顺承天”，因而也不能说成是无为的。而且，《易经》恰恰是庄子经常予以鄙薄的儒家的经典，《易经》的系辞上下传等还是孔子所作。
由此可见，庄子理论其实十分片面。如果拿他与孔子相比，那就有如萤火与蜡烛、星星与太阳、小丑与巨人。他所说的天，不过是天的一个侧面，差不多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坐井观天”。他所说的地，也不过是地之一角，不过是他自己所说的“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之“地”罢了。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常常把自己以外的百家说成是学鸠与河伯 ，却时刻不忘自许为鲲、为鹏、为北海若，吹嘘自己“逍遥游”于天道之厚风之上，不亦鄙乎？
九
上面没有列举完庄子的所有的伪，也就是随处可见的那种自相矛盾。其余的例子还有：以“齐物”立论，鼓吹百家不要争辩，自己却滥论诡辩；思想来源是老子，自吹高于老子，但若仔细检之，则许多地方是相对老子的倒退甚至堕落；塑造许多关于孔子的寓言，让孔子对“天道”甘拜下风，成为替他宣传“天道”的木偶，透露出庄子其实承认孔子有利用价值，却随时不忘贬抑儒家，更从未正面评价过儒家思想。等等。
然而，谈论了庄子那么多的伪，我却也不得不承认庄子亦有其真的一面。《庄子》一书作为哲学著作虽然多有纰漏，但作为文学作品依然是伟大的。作为寓言作家，庄子可以说是后无来者的。作为思想家的庄子暗淡无光，但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可以与日月争辉。
除了文学，庄子的真还在于他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庄子·让王》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况他物乎！”因此他对“得志”之类的人生命题具有不同世俗的理解：“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也（《庄子·缮性》）。” 他对世俗的“快乐”的批判入木三分：“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音声也……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庄子·至乐》）！”
遗憾的是，庄子的上述难得的真，总有一些伪如影随形。因为他把“得志”归结为“乐全之为得志《庄子·缮性》）”，而又把“乐全”或“至乐”归结为“吾以无为诚乐也《庄子·至乐》）”。于是，一切又被归结为“无”了。尽管庄子接下来费劲力气去论证了“无”何以“诚乐”，我都觉得很难令人信服。我们完全可以用与上面反驳“无为而治”相平行的论证来驳斥这个“无为诚乐”，只是我觉得已经不值得继续饶舌了。
无论如何，庄子的上述重视个体生命的一面，还是给了后世以重大影响，以致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魏晋时代被后世称为个性觉醒的时代。尽管在我看来，庄子承受不起“个性解放”的宗祖的地位，因为他把一切归结为“无”，这个“无”已经是“共性”，而非“个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