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桓公六年》

楚武王（芈姓，熊氏，名通，前740年即位，春秋三小霸之一）侵随（姬姓国，侯爵，在今湖北随县），使薳章（wěi楚国大夫）求成（议和，讲和）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官名）董（主持）成。斗伯比（楚国大夫）言于楚子（楚国国君，因是子爵，故称）曰：“吾不得志（指扩张国土）于汉东（汉水以东，多姬姓小国）也，我则使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张（扩充，扩大）吾三军而被（同披）吾甲兵（盔甲武器，指装备），以武（威胁）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离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狂妄自大，自高自大），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骄傲自大），请羸（使……疲弱）师以张（使……自满）之。”熊率且比（楚国大夫）曰：“季梁（随国贤臣）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为国君所信任）。”王毁军（故意乱其军阵，毁损军容）而纳（迎于军中）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上天正帮助楚国，授，赋予）。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小国有道而大国无度）。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在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支持、管理祭祀的官）正辞（言辞正实不欺，不虚言妄语），信也。今民馁（饥饿）而君逞欲（放纵私欲，力图满足自己的欲望），祝史矫举（用诈伪之辞称述功德）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毛色纯一的牲畜）肥腯（tú肥壮），粢（zī祭祀用的黍稷等谷物）盛（chéng装进器皿）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使安定）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宽广硕大）肥腯。’谓民力（财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繁殖）也，谓其不疾瘯蠡（cùluǒ六畜疥廯之疾）也，谓其备腯咸有（兼备无所缺）也。奉盛（放在器皿中用于祭祀的谷物、粮食）以告曰：‘洁粢丰盛（指各物清洁，盛满祭器）。’谓其三时（春、夏、秋，务农之时）不害（不违农时）而民和（和睦）年丰也。奉酒醴（甜酒）以告曰：‘嘉栗旨酒（清冽而美的好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芳香远闻，祭品的芳香），无谗（谗言，诬陷别人的坏话）慝（tè邪恶）也。故务（致力于）其三时，修（讲明）其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规范），亲其九族（说法不一。一说从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本身，到子、孙、曾孙、玄孙共九代；或说也包括异性亲戚），以致其禋祀（祭祀上天）。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失去）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姑且）修政而亲兄弟之国（指汉东诸国），庶（或许）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修明政治），楚不敢伐。

感悟：

国家间征战，必须得有个能够理性分析，并给出合理建议的人。楚国有斗伯比，他判断楚国拿不下汉东诸国是因为楚国较强，将三军集结，武器装备太强大，面对团结起来的几个小国家就没有办法。那么怎么办呢，那就应该麻痹对方，使随国自觉强大，从而与其盟国离心，这样就能够为楚国所趁。斗伯比还比较了解对方智囊团的情况，把各个人的性格摸得很清楚，比如他知道少师这个人骄傲自大，那么麻痹了他自然会让随国国君做出错误的决定。

另一边，随国的贤臣季梁，他作为国君身边的大臣，对于国君的错误判断，进行冷静分析并耐心劝谏。他知道楚国故意向随国示弱，待随麻痹大意，从而可以瓦解之。所以他劝谏随君不要轻易追击。另外，他在劝谏国君时，提出“忠于民而信于神”的观点，并且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种观念是《左传》中民本意识的表现。古时候，国家的大事就是打仗和祭祀，对于天地鬼神的敬重一直是国君行事的依据。而在文中，季梁提出国君行事，首先应该想到要忠于人民。人民的地位高于神，只有人民安居乐业，这样才显得国家强大，百姓丰衣足食，奉献的食物鬼神才会觉得是洁净的。只有不打扰百姓生产，那么祭祀的粮食和美酒鬼神才会觉得是芳香甘美的。国君应该做的就是让人民正常生产，不违农时，人民和睦，各种伦理规范得到遵行，那么才能祭祀上天，上天也才会接纳。如果只有国君一个人满足了，而老板姓还处于饥饿当中，自然上天会不满国君，从而不会赐福下来。这一步步充分的说理使得国君信服，从而开始亲近兄弟之国，内修政治，最后使楚国不敢来犯，达成目的。

以民为本，国家才能强盛，敌国只能尊重而不敢来犯，这篇文章给以我们今天的行政机构以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