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秋，七月，皇帝曹叡下诏说：“按礼制，王后无子，则选择庶子继承大宗，继承者当纳入正统以奉公义，怎能再顾自己的亲生父母！汉宣帝继承汉昭帝，却给自己的生父刘悼追封皇号，汉哀帝以藩国国君身份入继大统，而董宏竟然引用亡秦庄襄王的旧例，惑误朝廷，尊哀帝生父恭王刘康为恭皇，立祭庙于京都，又将身为藩妾的生母丁姬尊位为皇太后，尊祖母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丁姬为恭皇后，让她们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皇太后赵飞燕并列。皇家祭庙里，昭帝与恭王排列昭穆；皇宫之中，四个太后宫并立，如此僭越无度，人神都不愿意庇佑，又将忠心进谏的师丹治罪，最终让丁氏、傅氏遭遇火烧的灾祸（二人坟墓被铲平）。从此之后，继统的皇帝，也都跟着这样做。当初，鲁文公逆祀，把生父僖公的灵位放在闵公灵位之上，是因为夏父的一派胡言。（鲁闵公为鲁僖公之兄，闵公死后，僖公即位。但文公祭祀时把生父僖公排在前面，当时夏父为宗伯，他说了一套歪理：‘新鬼大，旧鬼小，先大后小，顺也。’）宋文公葬礼奢侈过度，大家都说是华元有不臣之心。
“现在，下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继大统者，则当明确为人后嗣之义，谁敢佞邪阿谀新君，妄建非正之号，干犯正统，将生父尊位皇考，将生母尊为太后者，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将此诏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曹叡此时无子，担心死后被人挤到一边，所以有此诏。）
7、
九月，吴主孙权迁都建业，都利用之前的宫殿，不再增修改建。留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于武昌，派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总督军国事务。（吴国在大将军之上再设置上大将军职位给陆逊，三郡指豫章、鄱阳、庐陵，与荆州临境，又有山越，容易动荡，所以由陆逊亲自执掌。）
南阳刘廙（yi）曾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谢景向陆逊称道他，陆逊呵斥说：“礼仪教化，优于刑罚震慑，这已经是很长久的道理了。刘廙以诡辩扭曲先圣教导。你如今侍奉于太子东宫，应该尊仁义以彰德音，他这些歪理，不需要讨论！”
太子孙登写信给西陵都督步骘，向他请求教诲，步骘于是条陈时事，并将荆州界内诸官吏的品行能力向他报告，并上疏勉励太子说：“臣听说，人君不亲自处理小事，让百官各司其职，所舜任命九贤，则自己不需操心，不下庙堂而天下大治。所以，贤人所在之处，能折冲于万里之外（指晏婴折冲樽俎的故事），他们是国家之利器，兴衰之原因。愿太子留意，则天下幸甚！”
张纮回吴郡迎接家属，不幸中途病逝。临终之前，将遗表留给儿子，说：“自古有国家者，都想修德政以比隆盛世，但是他的治理呢，又大多不能如意。究其原因，并不是没有忠臣贤佐，而是因为国君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私欲，不能采用而已。人之常情，都是畏难而趋易，喜欢同声同气的人，而厌恶不同意见，这些人性的弱点，都与治道相反。《周礼》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是讲从善之难，就像登山一样费力和缓慢，而从恶则像山崩一样，一下子就陷进去。人君承继先祖之业，据有自然之势，操持八柄之威（爵位、俸禄、赏赐、安置、活命、剥夺、罢黜、诛杀，八项权柄），对相同的意见，容易的事情，自然就喜欢，不需要顾及他人的意见。而忠臣却总是提出一些艰难的任务，说出一些逆耳的忠言，和君王不合，那是当然的了。上下意见不同，自然感情上就有矛盾，就有了猜疑的间隙，小人之巧辩，就顺着这缝隙溜进来，国君对这些小忠小动作所迷惑，又眷恋于恩爱，于是贤愚杂错，任用或罢黜就失去标准。其根由，都在于人的感情，错乱了大义。所以，明君能够醒悟这些道理，求贤如饥渴，受到谏劝也不厌倦，抑制自己的感情和私欲，遵从大义，而割舍恩情，则上无偏颇谬误的授予，下无侥幸非分的冀望了。”
孙权读到张纮遗表，为之流涕。
华杉曰：
国君没有一个不想把国家搞好的，员工没有一个不想把工作搞好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想把学习搞好的，但是往往都搞不好，原因就在一个字——惰！
人都有惰性，如张纮所言，“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国君如此，臣子也如此；员工如此，老板也如此；学生如此，老师也如此。所以，我们一生的修行，就是和自己的惰性做斗争；领导者的责任，不仅要跟自己的惰性做斗争，还要和组织的惰性做斗争。包括张纮所说的忠臣贤臣，因为忠臣贤臣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而惰性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信你看任正非的讲话，十篇有九篇都是在和公司的惰性做斗争，这就是“以奋斗者为本”。
与惰性斗争的关键，在于立志。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只在那痛上，顾不上其他事情，自己一懈怠，心马上就痛，就难受，非得要勤奋才舒服，一松懈就感觉自己像个罪犯。那就没有惰性了。
我们小时候都有志向，有人要当科学家，有人要当消防员，长大之后，反而没有志向了，就随波逐流，顺其自然，什么是自然呢，偷懒纵欲就是自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意思了。
